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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爵的正气
文/党四善
五百多年前的明朝中叶。
初冬时节，富平县万斛山下的田野，即将越冬的麦苗在寒风中搖搖曳曳，繁忙的农事已毕，农人们开始给麦田送粪。
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壮年人，正用一辆手推车往地里送粪。这种手推车只有一个很大的轮子，车身很高，全靠一身力气和窍门操控。不会使用的人，连空车子都会推得东倒西歪，走不了几步就得倒下，要把装得满满的一车粪土送到地里，不是在农村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青壮劳力，是根本无法胜任的。只见他头昂目锐，挺胸弓腰，两脚稳穏着地，两手垂直握把，轻松自如地走向麦田。配着上身的粗布褂子和扎着裤口的下身，完全是一个关中壮年农民的形象……
他，就是因母亲病故而告假在家的当朝御史杨爵。
在那等级森严、官威赫赫的皇权时代，一个御史竟然推车送粪，实实在在是一件奇闻！
一个官员前来拜谒，竟不敢上前搭话，怕认错了人。
邻近村庄的过路人，对此纷纷投去惊讶和赞许的目光。
故乡大水峪吹来的微风把这股清清之气传送到十里八乡：他的学品、人品广为人传颂。州县衙门纷纷举荐，建议朝廷重新任用。
三年守墓，五年赋闲，重新启用，他被任命为河南道监察御史。
谁知这一去，却揭开了他生命史册中最艰险也最光辉的一页，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曲慷慨悲壮的正气歌。其人“志虑坚贞”，其事“行操清鲠”（），被称为“关西夫子”（2）。诗以歌之
七律关西夫子
农夫装束事农功，流誉关西一倔翁。
身隐林泉悲众庶，心忧社稷睨狼虫。
一瓢颜巷清清水，五载陶篱煥焕风。
直语叩阍关五木，浩然正气满心宫。
华夏历史上，在几个存续二、三百年的长寿王朝中，明朝的皇帝很别致：大多数都很奇葩，一些稍好的皇帝也有令人掩口的奇葩爱好，被魯迅称为“无赖儿郞”。
嗜杀成性、动辄剝皮抽筋的太祖朱元璋；诛人十族的成祖朱棣；虽称名君，但特好斗蛐蛐的“蟋蟀皇帝”宣宗朱瞻基；
“大玩家”武宗朱厚照；爱钱成癖、几十年不上朝的神宗朱翊钧；“高级木工”熹宗朱由校……
杨爵为官的时代是明世宗朱厚熜当朝，年号“嘉靖”，而这个皇帝的奇葩行为更是让人动容。
朱厚熜，十五岁以藩王身份承继大统，是明代实际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统治前期，他曾有所作为：力革前朝弊政，诛杀了钱宁、江彬等佞臣，整顿朝纲；对宦官严加管束；下令清理庄田，还地于民；废除勋戚世袭等。
然而改变恰恰始于他执政伊始，在议其父兴献王尊号的“礼仪之争”中，他以皇权的无上威严，独断专行，杖笞群臣，取得了胜利。由此促成了他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以后，他日渐腐朽，朝政日坏。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众宫女深夜勒嘉靖皇帝而未死，致其昏迷）后，更移岀皇宫，在西苑一心修道，妄求长生，不再上朝。纵容奸相严嵩专国二十年，吞没军饷，吏治腐败，边事废弛，造成极大破坏。在用人上，明世宗“忽愚忽智”，“忽功忽罪”，功臣、重臣多遭贬黜、杀害。
执政中晚期，明世宗听不得一丝一毫批评意见，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对待敢言直谏者，造成了许多冤狱、血案。
2
杨爵，陕西省富平县笃祜村人。他为官时间并不长，乡间民谣说他“当了十年官，坐了九年监”，虽有夸张，但大体不错。
他当官只有两个短暂的时间段，一个是嘉靖八年（）到嘉靖十一年（），一共四年。另一个是嘉靖十九年（）到嘉靖二十六年（），一共八年（其间系獄七年）。
嘉靖八年（），年已三十六岁的杨爵上京应考，中进士，受职“行人”，成了一名小京官，替朝廷向各地衙门传送公文。
家境贫寒，“年二十始读书”（3）的杨爵，苦读十六年，终于跨入了官场。
他来了，这个起自陇亩的“田舍郎”，今天登上了天子堂，澎湃在心中的是“尽忠修职，为国为民”（4）的豪情，心中念兹在茲的是黎庶疾苦，世道安宁。
他来了，依杖着关西汉子的铮铮硬气，睥睨着大明官场中的营营苟苟。
他来了，心中涌动着故乡顺阳河的清流、大水峪的清风……
他出使各地，看到南北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当禾苗成熟之日，蝗虫弥空蔽日，将禾根食之将尽。到春荒时节，则见“饿死尸骸积于道路者不可胜数，又见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道旁烹食之。”“灾伤之地，生民死亡十有六七。”（5）
百姓已经陷入水深火热，而嘉靖皇帝却沉迷于建醮崇道，搞什么天地分祀等与人民生活毫无关系的礼仪活动。
对此荒唐情形，那些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们，噤若寒蝉，三缄其口，惟恐嘉靖皇帝的廷杖打烂他们的屁股。
杨爵忧思重重，寝食难安。他愤怒了，于是拍案而起向嘉靖皇帝上了一道《固邦本疏》。
真是初出茅庐，胆大妄为！
他奋笔直书，历数百姓苦况，忧虑社会动乱，愤然质问：“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心离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势可以立待，纵使周公所制礼尽行于今日，亦何补于天下之乱乎？”（6）
庆幸的是，时当嘉靖上台之初，江山没有完全坐稳，看了杨爵的奏章，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下旨开仓赈济，救活了成千上万的百姓。
嘉靖十一年（），四十岁的杨爵升迁为山东道监察御史。
正当杨爵决心在这个谏官职位上指斥权奸、匡正时弊之时，家中传来兄殁母病的不幸消息。他立即告假回乡，奉养母親。
这一去，就是八年。
3
八年后，嘉靖十九年（），杨爵被召回朝廷，任命为河南道监察御史，这一年，他已四十七岁。
此时的嘉靖皇帝，相信方术已经到入迷的地步，以至走火入魔。他“经年不视朝”，“岁频旱，日夕建斋醮，修雷坛。”（7）他极喜听阿谀奉承语，凡善于拍马的小人，往往得以升官晋级。
百姓涂炭，大明官场却是一片乌烟瘴气。
方士陶仲文因鼓吹长生不老术竟被拜为三孤，带礼部尚书封恭诚伯，成为“文武极品”。道士段朝用串通武定侯郭勋，说他能把器物化成金银，妄言用这些金银造成的餐具吃饭，可以长生不老，嘉靖就封他紫府宣忠高士，食一品俸禄，郭勋也因此荣升为翊国公，掌握大权。
嘉靖皇帝是一个心机深重、善弄权术、多疑善变、薄情寡义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他处理国家事务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民生社稷，甚至根本不顾及青史留名，只是一味维护自己的私利和权威。
早在即位之初的“大礼仪”事件中，年仅十六岁的嘉靖皇帝面对几乎倾尽全朝的一百四十多位朝臣，对他们的下跪、痛哭、流涕、呐喊置若罔闻，反而杀心顿起，先是抓进诏獄，两天后，拖到左顺门外，扒下裤子，一一廷杖。廷杖34人，6人当场打死，很多人被打成残疾。
左顺门外，血跡斑斑！
就在杨爵复职前后，国家已被嘉靖弄得凶象环生：内有边卒的叛乱、饥民的造反，外有倭寇侵扰、蒙元犯边。一些正义耿直之臣，愤而发声，但都被嘉靖皇帝投入獄中。
但，还是有不识时务者铤而走險。
在给事中顾存仁等三人以直谏得罪后，太仆卿杨最又不顾一切，直谏“太子监国”事，“帝大怒，立下诏獄重杖之，杖未毕而死”。（8）
暴君专制，冤獄屡兴，阴森恐怖。面对糜烂已久的朝政，朝臣们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声。
赋闲八年、刚刚复职的杨爵，“蚤夜耿耿”，（9）悲愤填膺，忧国忧民，他实在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提筆疾书，给杀气腾腾的嘉靖皇帝上了一道《隆治道疏》。
他痛陈时弊，入木三分。
“於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之极，内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
他条分析缕，直击要害，指出嘉靖皇帝为政的五大过失：任用非人，兴作未已，朝供不亲，信用方术，阻抑言路。
他满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以危言、直言、哲言、箴言、诤言警儆最高统治者，冀其迷途知返。
然而，他那嫉恶如仇的指斥、声泪俱下的陈述、有理有据的辯析、言词恳切的劝戒、切实可行的建议、剖心沥胆的赤诚，换来的却是七年冤狱！
4
“词过切直”（0）的“隆治道疏”击中了嘉靖皇帝的要害，刚愎自用、手腕狠辣、“以猛治国”的嘉靖皇帝岂肯放过杨爵。
嘉靖二十年（54）二月十三日，下密旨逮杨爵入獄。皇帝震怒，獄卒们重杖相加，真打得杨爵血肉模糊，又把他的头、手、足用五种刑具拘束起来，绑在床上，名曰“生根”。昏死过去的杨爵过了一个晚上才苏醒过来。
主管衙门可能不忍杨爵法外受罪，请求把他送往执法部门议罪，但“帝不许，命严锢之”()。嘉靖心里很清楚，公开用国家法律对付忠贞为国为民的杨爵，只会暴露自己容不得半点批评的专制恶魔的丑恶嘴脸。出于变态的报复心理，他授意特务部门用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折磨摧残杨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人已血肉模糊，几次昏死，还不许家人送饭送水，以致杨爵“屡滨于死”(2)。幸亏同囚者暗中供食，他才活了下来。
他大腿棒伤溃烂成疮，獄中校尉周宣，因敬佩他的忠烈，暗中用瓦片将伤口和铁链隔开，使伤口得以愈合，但被人告发，杖责半死开除回家。
……
主事周天佐愤然上疏营救杨爵，结果被杖死獄中。御史蒲鈜正在陕西巡查，闻信立即上疏嘉靖：“我到耀州、富平、蒲城等地，听说杨爵诚孚乡里，有古贤士风，乞陛下将其轻处释放……”却被嘉靖从长安飞骑逮入北司监獄，杖一百与杨爵关入一室，七日后，刑疮恶化而死，杨爵为之痛哭通霄。
皇权专制疯狂已极，朝野震恐，“自是无敢救者”。（3）
后来，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皆以言事”与杨爵同囚一室。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极端迷信的嘉靖皇帝请紫姑仙扶乩，乩言监禁杨爵三人于社稷不祥，才把三人开释，此时，杨爵已系獄五年了。谁知不到一个月，嘉靖又听信谗言，说：“我本来就知道放了杨爵，那些妄言找事的人，又要一个接一个来了。”（4）复令镇抚司将三人追回。
杨爵刚到家十天，逮他重新入獄的东厂校尉又来了。他与校尉一同吃完麦饭，放下筷子就走。连校尉都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就发生了下面这令人唏嘘的一幕：
校尉：“为啥不处理一下家中事务？”（5）
杨爵停住脚步，站在屏风前对妻子说：
“朝廷逮我，我走了！”（6）
径直走出家门，没有凄凄惨惨的四顾，没有畏畏蕙蕙的踟蹰，更沒有惶惶恐恐的哀告……
这毅然决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凛然正气，震撼着挤满村巷的乡亲们，人们禁不住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人们目送他离去的身影，久久不愿离去……
三人重逮入獄，得到的是更狠毒的处置：“桎梏加严，饮食屡绝”（7）。直到两年后，皇宫大高玄殿发生大火，嘉靖皇帝在露台上祈祷神助灭火，忽听大火中好像有声音大叫：“杨爵三人是忠臣！”（8）。嘉靖怕触怒神灵，降下更大灾祸，才“传诏急释之”。（9）
这真是忠肝义胆，惊天地而泣鬼神！
回富平老家两年后，有一天早晨，有一群大鸟聚集在房前屋后，杨爵见了，若有所悟，平静坦然地说：“伯起之祥至矣！”（20）
三天后，他从容地闭上了双眼，终年五十七岁。
这一天是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生前，他自撰墓志铭：“平生欲做天下第一等人而志不逮；欲为天下第一等事而力不及”。
5
杨爵为民请命，在生命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在长达七年的幽禁折磨之中，从容应对，正气凛然，这一切源于他深邃的儒学修养。
杨爵是“关学”中的三原学派的重要成员。
三原学派是明代儒学中除南方的阳明之学和北方的薛瑄朱（熹）学之外，一个有着很大影响的学派。由三原人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启的三原学派就是具有关中地方色彩的明代儒学。
三原学派注重实学，躬行礼教，崇尚气节，作风朴实。
杨爵不仅对此做了深刻的理论阐发，而且在自己曲折艰險的一生中，切实实践了这些原则。
注重实学
杨爵深知儒学义理，但他绝不是只知空谈的腐儒。
他二十六岁初次入朝，当了一名小小的“行人”，只要把朝廷的命令传达下去就可以了，但他继承儒家的“入世”传统，要施展“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因此出差途中很注意考察各地的物产天候、庄稼长势、士民生计。当他看到天灾外患下百姓的苦况，就奋笔写下《山西行》、《鬻子行》、《鬻妻行》等诗篇，为民鼓与呼。这些颇有杜少陵《三吏》、《三别》韵味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