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乃小戴《礼记》中之一篇，据言成书于战国晚期①。它以极简练的语言、明晰的思路勾勒出一幅中华农耕民族一年十二个月起居日用工整、细密的理想生活草图。如果说《易传》以高度抽象的哲学语言建构起中华天人结构图式，对中华宇宙、人生观产生了根本性铸型作用，《月令》则以更为朴素、细致的笔触精致地为中国人标画出“人生天地间”的基本生活轮廓。它同样也是透视中华农耕文明基本存在方式的经典文本。
《月令》首先是个国家政治文本，其主题乃一国之民，从天子到庶人，一年中到底应当做些什么，什么时候做，怎样做，等等，这或许也是一份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施政文本。元朝的陈澔说“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则杂举三代及秦事，礼家记事者抄合为此篇”②。言“杂”言“抄”，乃论其礼俗细节。若论其核心理念与制度设计之基本思路，则明朗谨严，俨然一精创，未可轻觑。
《月令》立足点是中央政府。天子乃万民之首，天子有“刑仪万邦”的示范效应。因此，廓清了天子的人生节目，也就解决了所有人的人生问题。故此，其人生图景描述始于天子日用起居，由此兼及百官政务、庶民农事。《月令》所展开的，是一份以天子为示范的严谨、细密的人生规划书。悉心考察这份人生规划书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结构，对充分认识中华农耕民族基本人生信仰、生存方式，有深刻启示意义。
从横向看，《月令》所涉及人生领域十分广泛，从天子之日用起居、饮食到国家之政治、经济、法律、民政、军事、宗教，再到百姓之婚丧嫁娶，这些现实生活基本内容一应俱全，此乃《月令》从空间上展开的一幅丰富的人生图景。
从纵向讲，《月令》将上述人生内容严格地逐月排列，各种人生基本节目从时间上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井井有条，一丝不苟，此乃《月令》从时间上展开的一套谨严的人生日程。
《月令》将天子起居、百官政治、万民庶务，即人一年的基本生活内容首先依春夏秋冬四季划分为四个大单元，之后每一季又分为孟、仲、季三段，每段恰为一月，逐月讨论之。说《月令》是一份严整、细密的人生规划书，因为其主旨乃天子之政，故而将它视为世界上最早的一份计划经济大纲，一点儿也不为过。
我们以首节“孟春之月”为例，了解其基本内容。《月令》言政令，首之以天文。本月天象为太阳在“营室”之位，黄昏时参星在南方之中，晨时尾星在南方之中。次言记日，本月以十天干循环记日。
再次则言祭祀。本月需祭者，有太皞帝（即伏羲氏，“木德”之君）、句芒（木官之臣）神，还有户神。祭物则以脾为优。
又言物候。本月需特别注意的虫类是寄生于树木之上的虫。其它物候则是东风吹来，冰河解冻，微虫蠕动，鱼跃于水，獭食鱼，大雁南来。这些均是春天到来的征象。
又言乐律。用乐本月当以角为主音，因为五声中角为木。律则中于太蔟，律管长度为八。
又论饮食。本月天子所食之物，当是麦子和羊，味觉为酸，嗅觉为羶。
又论居用。春之首月，天子当居于东堂偏北之所。乘有饰铃鸾之车，驾车者当为黑马，车上所竖之旗，天子所着之衣，所饰之玉，都为青色，因为青乃春之色，故曰青春。天子所用器具当型、饰舒畅，因为这是一个万物抒发的季节。
此乃本节第一部分。以天子为例，论人之饮食、日用、起居、服饰、宗教和音乐，然首之以天文历法、自然物候和物理时空。一方面，我们可理解为这是将一系列自然物理现象——时令、物候、方位、色彩，形态充分地人化、制度化了，将自然现象改造为关于人类生活制度之隐喻；另一方面，据古人理解，似正相反：上述关于人类生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根本依据又在于自然，人类生活节律必须符合自然节律，必须以之为依据，此乃论人事首之以天象，颁政令逐月而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便是具体的国家政令。
本月立春。立春是大地回春，自然生命节律由冬之萧瑟再次苏醒的起点，是自然生命力勃发的象征。因此，立春之日，天子国家政治的首务便是“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以体现对天地创生之德的感谢。春天生命征候最先表现于树木，故而言春天创生之“盛德在木”，这是具政治意义的宗教事务。
稍实在点儿的政治行为就是率朝臣行“躬耕”之礼，这是率先垂范，向万民宣示重农的意思。天子虽然只是象征性表演，作为一个农耕民族的政治领袖，天子这样的表演秀显然非常重要。
《月令》对本月之自然现象有形而上解释：“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此即《易传》之阴阳交合之道。为什么本月始督农？这是大自然的昭示：大自然动植物生命已然苏醒。首先是大自然有了草木的萌动，然后农民起而效之，于是就有了农业文明。人类的智慧与生存策略根本地来源于自然，农耕文明根本地是一种仿生学。
《月令》作为国家政治大纲，其细密之处不只在于逐月理出了当做之事，还相应的规定了禁止之事。本月禁忌为：“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这一禁令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针对自然物，即对于伤害自然植物、动物生命之禁令。这些禁令，即使在今天也不能理解为蒙昧时代之迷信，而有相当的科学性。宏观地说，这是一种保护生态、尊重自然的观念，是一种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先进的文明理念，相当博爱、仁慈的自然观。
最有意思的是第二部分：禁兴土木，禁费民力，还鼓励善待遗骸，这当是人事的部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根本地还当回到本月“木之盛德”。本月是大自然生命之发端，创生乃首要之德。自然是如此，人当顺应自然，故而要善待自然界万千刚刚出生，尚很弱小的生命，无论植物，还是动物。既然面对动物、植物生命当如此；面对人类自身又当如何呢？仍然当是将这种对于自然生命之博爱、仁慈之心推而广之，施之于人，对百姓实行仁政，惜用民力，养民安民，让他们也像自然生物一样，在春月，有一个充分积蓄自身生命力量的时机。也许，像自然万物一样，人类在此时也当是一个自身生命再生产的黄金季节。这就见出儒家仁政观念的背后根源——自然观。
还要禁兵。何以在本月禁兵？兵乃凶象也，主杀伐，是人事。依自然律，本月盛德在木，主生发。故而，若于本月兴兵，人为挑起事端，则无异于公然与天地之道作对，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故而才有此禁兵之论。形而上的告诫为：“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天道地理在先，人纪在后，前者是后者的根本依据，若违背了前者，同时也就乱了后者。此可视为“道法自然”的消极表达形式，又是生态政治观的极端表达形式。
末段自成体例。前论应当如何，乃理想政治之积极表达；此论不当如何，乃理想政治之消极表达。其核心理念是：政令当逐月依例而行，孟春有孟春当为之事，不能逆天时、违自然而动。若在春月去做夏、秋或冬月才当做之事，就会因逆天之道、地之理而引来各种天灾，甚至人祸，最终导致天下大乱。以下各月内容之结构均仿于此。
《月令》依四时节律逐月展开的施政大纲、人生规划，包括了七个系统。
“月令”之行，首之以天文。《月令》列出的第一个系统是天文历法系统——太阳及二十八宿星昏晨时之逐月呈现的大致位置，春、夏、秋、冬四季最重要的标志性的节气点，日昼夜时长分配情况（如仲春之月“日夜分”；仲夏之月“日长至”；仲秋之月“日夜分”；仲冬之月“日短至”），以及干支记日分配。这一系统较明晰地呈现出一年各月寒暑变化规律的基本情形。
《尚书·尧典》即有“四仲中星”记录，以星象确定一年中昼夜平分和白昼最长、最短之日。又有“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政令。战国时，中国人已能深入系统地把握天体众星位移与大地寒暑变化间的同步关系，《月令》此天文历法系统是当时天文历法成果之总汇，包括了当时二十八宿和二十四节气等时代最新科学成果。
为什么中国人在当时会有如此明确的天文历法成果，为什么《月令》会首之以天文历法？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农耕民族。成功的农业生产要求更为精细的自然认识。于是，对大地植物生命秩序更精准的时间性描述便被转化为一套对天体空间运动秩序的观察与把握，依托于天象科学——天文学。大地植物生命之四时秩序最终被提升为更抽象的日月星辰运行节律，这才有了《月令》每月起首的关于太阳与二十八宿位置关系的描述。对一个农耕民族来说，观天象以测时变，据此指导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生存知识与智慧，以专职官员长期、系统地观天文以察时变、定历法，进而向各诸侯国授时颁历也就成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政治特权和义务。以众星体空间位置变化标志时间变化，这是天文观察转化为历法计时的关键理念，《月令》综合出的这套天文历法系统可理解为中华农耕民族对世界科技文明的独特贡献。
《月令》建立的第二系统是物候系统——关于地上动植物及风雨寒暑逐月变化之象。
物候一节主要反映古人对动植物界微观生命过程、现象的细致观察，它与“天文”系统正好形成对比。如果说上一系统是古人仰观天文的结果，那么本系统则是其俯察地理的成就。它用物候变化标志四季特征。诸如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孟夏之月“蝼蝈鸣，蚯蚓也，王瓜生，苦菜秀”。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
这一系统表明：每个月自然生命领域所发生的微妙细节变化都没逃过先民的眼睛。这是动物界的生命过程史，也是植物界的生命节奏史，大地的寒暑变化史。先民考察自然生命对象变化过程视角之细微，可以拿对昆虫界的观察为例。对昆虫生命状态、特征的考察是《月令》物候系统的必选项，每个月都有对“虫”的特征描述。
《月令》观察物候视野为何如此之细？当孔夫子总结《诗经》特征，提及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时，他只是说出了一种值得后人北京中科医院是假的吗治好白癜风要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