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的责任当然在我，对于这一点，我从不讳言。经过多年的自我培养，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子。大学凑合着毕业以后，我父母最后对我尽了一次心，把我塞进了一家旱涝保收的国家单位，但只干了一年多，我就辞了职。打着“献身艺术”的旗号，我一边写着电影评论，一边做起了小剧场戏剧策划。在文化产业虚假繁荣的大背景下，我的几个创意还真被搬上了舞台，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更要命的是，我跟几个编剧导演合股创办的那家皮包公司转眼就真的只剩了一只皮包，包里装着几部胎死腹中的剧本，此外还有一把欠条和两张法院传票。吃完散伙饭，我回到家，醉眼蒙眬地问我老婆茉莉：“你在那个外企到底混得怎么样？” 　　

结婚以后，这是我第一次打听她的收入，听到的数字差点儿把我鼻子气歪了———早知道守着这么个金矿，我还出去瞎折腾什么呀。进而，我潇洒地宣布：“那我可开始吃软饭了啊。” 　　

茉莉真是个侠骨柔肠的好姑娘。当初要跟我结婚的时候，她们家人就不同意，可她被猪油蒙了心，愣是谎称怀孕跟我把证儿领了。我辞职“搞文化”那阵，整天跟她云山雾罩地吹牛，而她却从来没跟我说过她早已经被提到了高级职员的位置。这是在照顾我那脆弱的自尊心呢。再后来，我连自尊都不要了，索性赖在家里吃她的喝她的，她也没表示过什么怨言。 　　

“你这个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不催人奋进了。”我曾经厚颜无耻地这样评价她。 　　

她给我的回答则是：“那你呢，如果说还剩一个优点的话，那就是特别惹人心疼。” 　　

我一想，她说得还真对。在我们那不长的婚姻生活中，她一直充当着半个老婆半个妈的角色，从身体到心灵全方位地呵护着我。不过人的忍耐能力终究是有限度的，有一天，她犹豫地告诉我，那家跨国公司把她送进了美国的商学院，毕业之后将转到洛杉矶去工作。 　　

我叹了口气，对她说：“那我就不拖你的后腿了。” 　　

茉莉哭了，执意把存款都留给我。她的钱我本来没脸再要了，可她却说：“如果你不要，那就是你甩了我而不是我甩了你了。我是女的，我更需要自尊。” 　　

我只好顺坡下驴：“嗯，那我就让你甩一次吧。” 　　

我那早已像破抹布一样的自尊，居然卖出了如此丰厚的“包圆价”。离婚的事宜处理得非常快，我把茉莉送到机场，心平气和地勉励她：“祖国人民盼着你争光呢。”而把这事儿通知我父母后，他们的态度居然是基于恨铁不成钢的幸灾乐祸。 　　

“活该，”我父亲痛快地说，“谁跟你过谁受罪，我坚决支持茉莉休了你。要搁三十年前，我还到居委会把你当盲流举报了呢。” 　　

然后他们就把海南的房子装修好，到那边老有所乐去了。所幸，在一片众叛亲离中，和我臭味相投的大学同学b哥收留了我，将我聘为他控股的一份画报的“文化版副主任”。凭借这个施舍来的闲职和前老婆留下的积蓄，我的生计总算有了着落，而因为无人约束，我索性过上了昼夜颠倒的放纵生活。那一阵子，我成了好几个糜烂圈子里的“常委”，哪怕不是圈儿内的饭局，只要能拐弯抹角扯上点儿关系我也踊跃参加———坐下就开始灌自己，喝好了便天南海北地插科打诨。久而久之，我落下了个“散仙儿”的称号，半熟不熟的酒肉朋友如同过江之鲫。付出了酒精肝和大脑轻度缺氧的代价后，我终于成功地克服了那如影随形、让人几乎想要自杀的抑郁。 　　

年刚入冬，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在“艺术区”开办个人展览，凑了大批闲人前去捧场，也给我打了电话。这人的画风就像他的经历一样复杂多变：最早是宏大题材油画，入选过好几个省宣传部的“重点扶持名单”；后来山东那边的官场盛行拿国画送礼，他就现学了半年“大写意”，牡丹花倒也画得雍容富贵；这两年大量游资涌向当代艺术领域，他又笔锋一转，创立了“立体现实主义的政治波普”这个流派———代表作是发廊小姐光着屁股学理论，点睛之笔在于画中人的阴毛不是画的，而是不知从哪儿找了一撮真毛粘上去的。

“芬兰伏特加管够，糊弄完那帮人傻钱多的老帽儿，咱们在院子里铜锅涮鲍鱼。”画家热诚地撺掇我。 　　

我打了个哈哈：“就怕喝高了被你雁过拔毛。” 　　

“放心，有女眷就不会用臭男人的毛。我可是如假包换的现实主义画家。” 　　

我粗野地与其对笑，挂了电话出门。天色阴沉，太阳在鸡蛋壳似的云层后面透出些微光来，半空中飘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车开到东四环上，恰好碰上某国主子携娘娘访华，警察封路造成了大范围拥堵，当我好容易蹭到画展现场，那个废弃厂房里已经挤满了秃子、大胡子和冷天里浑不吝地穿着旗袍的女人，众人像反刍的偶蹄科动物一样来回踱步，煞有介事地交头接耳。 　　

“盛况空前吧？”画家踌躇满志地搂着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俄罗斯式的熊抱。 　　

“嗯，大家装×都装得很在状态，就不需要我再煽风点火了。” 　　

“报道也不用你写，美院俩学生会把通稿发给你。”他塞给我一只酒杯，把我引到休息区：“留点儿量别喝高了，一会儿还有几位有分量的人要来呢。” 　　

我靠在沙发上，和几个点头之交的“画评家”聊着天，不知不觉混到了天黑。这时，展区的普通观众已经基本散去，画家也接受完了采访，却仍庄重地站在门口，片刻从外面迎进一小队人来。 　　

这就是所谓“有分量的人”了。领头那个我在新闻里见过，是个什么协会的副主席，他身后跟着的，则是几个艺术品投资商和画廊老板。在队尾，我赫然看见了陈金芳。她今天穿着一件纯白的雪貂短大衣，头发像宋氏三姐妹似的在脑后绾了个鬏儿，正热络地和一个核桃般满脸皱纹的男人聊天。上次开车接她那个小伙子侍立在陈金芳身后，眼馋似的东张西望。 　　

我站起来，对她扬扬手。陈金芳却对再次偶遇并不吃惊，她对我笑笑，继续与人说话。画家忙前忙后地招呼这群人，又开了两瓶“正宗的波尔多”。看画的过程中，一旦谁提出什么问题，他立刻会出现在那人身旁，详尽地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一时间倒好像在七仙女中使了分身法的猢狲。 　　

要客并不久留，副主席祝贺完画展圆满成功，就带着秘书翩然离去了。投资商们预订了几幅并不贵的作品，也集体告辞。只有陈金芳没走，她说自己公司恰好没事儿，回去路又堵，索性留下来蹭饭。 　　

画家豪迈地挥手招呼工作人员：“摆桌，支锅子。” 　　

晚宴是在厂房一侧搭建的玻璃棚子里召开的，四面都是一片飘飘荡荡的雪景，大马力的空调暖风却让女客们脱了外衣，露出白晃晃的膀子，视觉效果相当奇异。有个风雅之士掉书袋，说《儒林外史》里也有异曲同工的赏雪亭。我端着酒杯坐在一只铜锅对面，陈金芳也凑了过来。她从包里拿出化妆镜，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容貌，我给她倒了小半杯红酒。 　　

这时她才跟我说话，上来就是嗔怪：“你怎么也不跟我联系呀。” 　　

“知道你现在是忙人。” 　　

陈金芳嘟着嘴，攥起拳头打了我一下：“你这人最没劲了，不就是不爱理我么。” 　　

看到她跟我一派烂熟的模样，旁人不免对我有了几分艳羡。画家来到我们身后，搂着我们的肩膀往一块儿挤：“你们以前认识啊？怎么也不告诉我？” 　　

“多少年的交情了。”我含糊着搪塞。陈金芳则面无表情地给自己挟着醋拌裙带菜。 　　

“那我就省事儿了。”画家用力拍着我说，“替我照顾好她。要是人家有什么不满意，我拿你是问。” 　　

话虽这么说，吃起来之后，画家还是殷勤得紧，屡次三番绕回来向陈金芳敬酒，并要求她一定要尝尝听音乐长大的雪花肥牛：“嚼没嚼出勃拉姆斯的味儿？”他的举动很好理解：即使不是作为席间仅存的“要客”，陈金芳也称得上在场女性中最出彩的一个了。她不疏不密地笑着，坦然接受主人的恭维，显得仪态万方。 　　

我有点儿坐不住了，站起来要给画家腾地儿：“要不咱俩换换，你坐我这儿？” 　　

陈金芳马上拽了拽我的袖子：“咱们还有好多话没说呢。” 　　

对面的两个人挤对画家“不识趣儿”，弄得他有点儿尴尬。陈金芳便主动跟画家碰了下杯，宣布自己已经跟柏林的一个基金会达成了合作意向，准备把中国“有创造性的”艺术家集体打包，推出去一批，名单上一定会有他的名字；假以时日，海外画展也是水到渠成的了。画家正忙不迭地表示自己“也不是那么在乎虚名”，陈金芳又随意指了指那个跟着她来的小伙子：“这是胡马尼，虽然没上过美院，但是一个挺有才华的民间画家。现在他在我那儿帮点儿忙，以后还请你多提携。” 　　

“名字挺有意思，”画家跟小伙子握手，“异族？” 　　

“不不，艺名。”胡马尼双手递上名片。 　　

他们寒暄的时候，陈金芳又扯着我嘀咕起来：“这人你觉得怎么样？” 　　

我瞥了瞥画家：“你说的是人还是作品？” 　　

“假如把人当成作品包装一下呢，唬不唬得住人？” 　　

“没准儿吧……不过像这样的，宋庄那边一抓一大把，价钱都比他低。你要真签了他，最好让他再多说点儿过激言论，外国人喜欢这个调调。” 　　

“那自然，在国内被禁了才好呢。”陈金芳很内行地与我相视而笑，再往下聊开去，口气就真像是贴心贴肺的“自己人”了。她说她刚转行做“艺术品”这个行当，虽然颇受几个半官方行会头目的赏识，但毕竟在圈子内人脉还不够熟。我说可以帮她介绍一些人，提了几个名字，果然让她大感兴趣。然后她又拉着我去给桌面上的其他人敬酒，倒把胡马尼撂在了一边。几杯下肚，我也孟浪起来，说了几个半荤不素的笑话，逗得那群人直拍桌子。 　　

一顿饭吃完，已经近夜。雪下得越发大了，外面路灯下的空地亮如白昼。我果然喝多了，不能开车回去。打电话叫代驾，人家嫌天气不好不愿意来。画家劝我索性在展厅楼上的办公室凑合一夜算了，陈金芳却有个提议：她开我的车送我回去，胡马尼再开着她的车到我家门口接她。我说太麻烦了没必要，她却不由分说地从我手里抓过了车钥匙。 　　

一行人出门上车。胡马尼钻进那辆“英菲尼迪”时，我分明看到他向我投来气鼓鼓的眼神。这让我有点儿惴惴的：谁知道那小伙子跟陈金芳是什么关系呢？每次都看见他们出双入对的。

于是我对陈金芳说：“不合适吧？那么使唤人家。” 　　

“你说谁？那孩子？”陈金芳说，“不使唤他使唤谁呀———他以为他是谁呀，一天到晚的不知天高地厚。” 　　

我倒不知道胡马尼到底怎么“不知天高地厚”了，但却明白，就像陈金芳过去的生活我不便再提，她如今的状况我也没必要多问。但是不问过去也不问现在，我和陈金芳眼下的这种熟稔，就像是无凭无据的空中楼阁了。我有点索然，把车窗打开条缝，呼吸了两口新鲜、刺激的空气。她的技术显然不大应付得了雪地，再加上我那辆咯吱乱响的雪佛兰很不好开，因此刚开始并没什么话，只是瞪着眼谨慎驾车。但没过一会儿，车驶上紧急撒了一层化雪剂的环路，陈金芳便开始喋喋不休地独白起来了。 　　

我很难抓住陈金芳的谈话思路，那几乎就是杂乱无章的呓语，跳跃得堪比风行一时的“意识流写作”：上一句还在抒发她在事业上的雄心壮志，下一句就开始说她喜欢某家餐厅的装潢。对我的态度呢，也一会儿是孩子气的亲热，一会儿又变成混杂着傲慢的满不在乎了。总之颇让人有错乱感。但比之过去，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内向的人了，而是变得很热衷于自我表达，并且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 　　

就这么她说我听，车子开到了公主坟西边那个大院门口。离婚以后，我就搬回了父母的旧房子。陈金芳说：“你还住这儿？” 　　

“对，没怎么离开过。” 　　

她忽然沉默了，门岗放行后缓缓开了进去。老家属院早已车满为患，连便道上都停得密密麻麻，我指挥她把车子横在了一块斑秃的草地上，然后立起领子，将她送出院门。 　　

走过尚未拆建翻新的食堂时，陈金芳凝望了两眼，感叹道：“都多久没回来了。”这自然让我想起了她姐和许福龙。然后，她又扭头往西望去，找了找过去那片衰败、杂乱的平房，可惜未果———“西平房”在几年前就被拆除了，如今变成了一栋租给保龄球馆和歌舞厅的综合性建筑。 　　

“你可真是锦衣夜行了。”走回院门口，我低头看着她那亮得夺目的雪貂皮大衣，一半恭维一半取笑地说。 　　

陈金芳一笑：“说得跟我多想显摆什么似的。”这时胡马尼已经把车停在路边候着了，他正敞着窗子抽烟，也不嫌冷。陈金芳上了车，突然又探出头来，向我做了个打“你要不愿意找我，我可找你了啊。” 　　

我挥手和她作别，慢慢往回走去。晚上喝的酒有点儿上头，我的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脚踩在积雪上也深一步浅一步的，有两次险些滑倒。拐到某条岔道上，我猛然看见雪地表面上散落着稀稀拉拉的一串红色，第一反应居然是血，而且错乱地以为是陈金芳当年洒在地上的血。这个想法让我心惊肉跳，幸亏走近了，才看清是一只被扯得稀烂的超市购物袋。谁家狗又撒欢儿了。 　　6那次以后，陈金芳果然主动约了我两次，一次是在东四十条的“大董”烤鸭店设宴为某个刚从国外回来的摄影家接风，另一次则是她公司开办的新年聚会。

在第二个场合上，我说到做到地为她引见了几个文化口的记者和在绘画圈子里“相当有分量”的研究者，也见识了她的公司：地点在北五环外一个区政府开设的“创业产业园”里，三层小楼的一层和二层分租给了咖啡馆和书店，第三层是通透敞亮的办公场所。陈金芳在自己房间的墙上挂满了与各路头面人物的合影，不知是买来还是别人奉送的画作与雕像则杂乱无章地摆在外面的大厅里。一眼就可看出，她的公司还没有正式运转开来，地毯和墙面还散发着化学材料的味道。而在这个园子里，如此这般大大小小的公司起码不下二十家。 　　

她那儿干活的人很少，除了永远在场的胡马尼，其余就是两三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实习生。不过这也符合这种公司的特点：人手并不必多，只要路子够宽，手头的现金充裕，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低买高卖。事实上，这也正是陈金芳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她与任何人都能自来熟，盘旋之间挥洒自如，俨然“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社交名媛。三言两语涉及“业务”的时候，她嘴里蹦出来的不是百八十万的数目，就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号。 　　

“这位女士是什么来头，你清楚吗？”端着高脚杯分头闲聊时，一个报纸副刊的编辑问我。 　　

“其实真说不上熟，是她非想认识你们，我才招呼你们来的。”我说。 　　

“像她这样的人，基本上逃不出两种可能性。”那位编辑沉吟片刻，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一是外地哪个土财主的外室，再不就是领导干部的家人。这种买卖投资未必小，赚钱却不见得有保障，有这些资金，开个饭馆要稳妥多了，所以一门心思钻进来的，不少人都是阔小姐开窑子———纯图一乐儿。” 　　

我望了望大厅中央穿着小礼服的陈金芳，饶有兴致地问：“那你看她是哪一种呢？” 　　

“都像，也许两者都是吧。” 　　

我笑了笑，不再多嘴，独自走向大厅角落里的那台“山水”音响。音箱上的实木架子里，竖插着好几排古典音乐CD，种类相当之全：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西贝柳斯……我挑了张帕尔曼演奏的柴可夫斯基《a小调钢琴三重奏》放进唱机。在这个版本中，与他合作的钢琴家是同样声名赫赫的阿什肯纳齐。但乐声刚一传出来，我便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很不妥。那旋律太凄凉了，尤其是小提琴部分，简直是在眼泪汪汪地哭诉。事实上，这首乐曲是柴可夫斯基为悼念鲁宾斯坦而写的，是一首不遮不掩的挽歌。《日瓦戈医生》里也提到了这部三重奏，一曲未了，女主人公拉拉就得知了母亲死去的噩耗。 　　

而眼下的场合可是新年聚会呀。满堂的红男绿女都被笼罩在一层古怪的气息里，两个敏感的人狐疑地朝我看过来。我慌了下神，赶紧把那张CD拿出来，随便换了张维瓦尔第的《四季》。直起腰来，我的眼前炸开一片繁花似锦的视觉效果，陈金芳笑盈盈地站在我面前。 　　

因为兴奋，她的脸上直泛红光：“谢谢你啊。” 　　

我知道，她指的是我带来的那几位“有用的人”。方才她与他们应酬得很成功，没准已经预约下好几个版面的专访了。对于一个名大于实的行业而言，“牛皮能吹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是早年成功者的经验之谈。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谦虚道：“真别客气，具体哪块云彩能下雨，还得看你善不善于挖掘了。”

“没看出来你成天无所用心的，其实能量还挺大。”陈金芳举起喝香槟用的郁金香形杯子，跟我碰了一下，“真是朋友多了路好走，我要是早点儿碰见你就好了。” 　　

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谈话正在向特别没劲的方向发展，便没接她的茬儿，掏出烟来点上。她却伸出两个指头，轻巧地从我的烟盒里捏出一棵叼在嘴上，等着我为她点火。 　　

不远处的胡马尼又在不满地盯着我们了，此时他的眼神简直是凛然而愤怒的，让人想起刚撒尿划完地盘就被主人轰出去的小狗。这副模样反倒激起了我挑衅的欲望，我故作温存地笑着，响亮地拨开金属打火机的盖儿，欠身为陈金芳把烟点上。她轻轻吸了一口，在过滤嘴上留下了鲜红的唇印。我敢说，她夹着烟横置于脸颊一侧的姿态，多半是从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的早餐》里那张著名的海报上模仿来的。 　　

“跟你说真的呢，我挺想感谢你一下的。”陈金芳重又开腔，“你眼下缺点儿什么，不妨告诉我……” 　　

“第一缺德，第二缺性伴侣———忘了告诉你我前一阵刚离婚。”我条件反射似的打断她，“头一样你帮不上忙，第二样我不大好意思找你帮忙。咱们毕竟小时候就认识，杀熟的事儿我不爱干。” 　　

她仿佛被我的流氓口吻小小地惊着了，半张着嘴一愣，但眼里涌出更多的笑意。随后，她斟酌着措辞道：“你这是跟我客气呢吧？我看得出来。虽然我知道跟你说这些挺俗的，但眼下我并不缺钱，而你呢，看起来手头又不那么宽裕……” 　　

“真不是客气。”我索性直抒胸臆，“比起你我肯定是一穷人，可我也没觉得自己过得有多凄惨。用崔健的话说，‘反正不愁吃反正我也不愁穿，反正实在没地儿住就跟我父母一起住’，比起那些狠捞人间造业钱的主儿，我宁可把自个儿的欲望尽量降得低一点儿，当个无伤大雅的寄生虫，这也是一个混子、一个犬儒主义者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了———我的普通话你听懂了么？” 　　

“你这话有点儿偏激。” 　　

“就算是吧……难道你认为我活成这样儿是通达的结果吗？” 　　

陈金芳晃了晃手里的烟，表示不想与我争辩。但没过两秒钟，她又换上了一副真诚而又单纯的表情，对我说：“我真觉得你不再拉琴特别遗憾。” 　　

“没什么遗憾的。我在那方面其实没什么过人之才，成不了真正的演奏家，顶多就是一‘伤仲永’……” 　　

“你又在钻牛角尖了。”这次，陈金芳打断了我说，“拉琴就是为了成为演奏家么？你这么自诩脱俗的人，怎么考虑起这件事情又那么功利。难道你现在不还是喜欢音乐的吗？音乐完全可以成为你的爱好呀。” 　　

我居然被陈金芳说得哑口无言。这是她头一次对我使用尖刻的语气，而说实话，她句句捅在了我的软肋上。气氛登时有点儿僵。我捏着行将熄灭的烟头，佯装四下找着烟灰缸。她舔了舔嘴唇，往回找补了一句： 　　

“再说了，别人觉得怎么样我不管，对于我来说，你已经拉得美极了。” 　　

这话让我再次恍惚，仿佛回到了从前，她站在窗外听我拉琴的那个年代。记忆中树下瘦小的人影，竟然与眼前这个仪态万方的丽人重合了起来。这时，前几天宴请过我们的那位画家凑了过来，热情地揽住陈金芳的肩膀，说有一件“神秘的礼物”要送给她。 　　

“你猜是什么？”画家挤眉弄眼地问陈金芳。 　　

“你还能拿出什么，无非是一幅画———她的画像。”我随口说。 　　

“跟聪明人混在一块儿就这点不好。”画家哈哈大笑，“想卖个关子都那么难。” 　　

我近乎恶毒地打趣：“也不知道你给她粘了一撮什么样的毛。” 　　

那幅画倒不是画家独创的“立体现实主义”，而是传统的人物静态油画———文学杂志“封二”上常见的那种风格。画里的陈金芳穿了件纯白的连衣裙，侧坐在带靠背的木椅子上，背后是一扇阳光倾泻的落地窗，表情相当恬静。我认出那背景就是画家在小汤山附近的画室。看来这段时间里，他们也打得火热。 　　

在众人的簇拥与恭维下，陈金芳直面画里的自己，夸张地拿手捂住两颊：“你把我画得太漂亮了。” 　　

“你是批评我画得不像喽？”画家说。 　　

“那怎么可能。” 　　

“这么说，你就是承认自己漂亮了。” 　　

其他人也不遑多让，我带来的那几个朋友纷纷发表见解，主题无一例外，都是借画捧人。最初陈金芳还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听得多了，便开始两眼熠熠闪光，浑身上下的每个毛孔都焕发着能量，使她的真人比画像更加璀璨。 　　

“胡马尼，你看看人家———还说自己也是画画的呢，你画什么了？翻来覆去就是你们村儿那两头牛。”她还不忘对远处的胡马尼撇过去一句。 　　

这时我发现，我和胡马尼都被甩在人圈儿外面了，我们一个守着音响，一个斜靠吧台，像棋盘上不尴不尬的两枚孤子。我又观察了一下那小伙子的脸，居然读出了类似于忍辱负重的意味。我并不是那种在哪儿都要充当焦点，受不了半点儿冷落的人，但还是对眼下的气氛感到不舒服。于是我趁没人留意，到门廊找到自己的大衣，匆匆溜走了。 　　

新年聚会以后，陈金芳有两个多月没联系我。我想，可能是她觉得我的不辞而别很失礼，或者是对我那天谈话时的话里带刺儿感到不舒服了吧。如果是前者，我固然承认自己不够周全，但要是因为后者，我却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反省的。说真的，身处于如今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群人中间，我还认为不能随时随地破口大骂是压抑了自己呢。而这样的心态，也可被视为自己“仍然年轻”的表现吧。在那个千年极寒的冬季里，我照常到单位点卯，照常被拉去赴各种各样的饭局，照常往海南打长途电话“问阿玛、额娘的安”。我逐渐适应了有序但却杂乱、热闹但却孤单的离婚生活。 　　

在一些有艺术圈儿朋友到场的饭局，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提起陈金芳。当然，他们说的那个人名是“陈予倩”。关于她的传闻正在向离谱的方向发展，有人说她是某个国学兼房中术大师新收的入室女弟子，还有人说她靠和“异见分子”同居，从国外反华组织那儿骗来了大笔经费。根据我和陈金芳的接触判断，这些当然都是谣言，但也说明她混得越来越风生水起了。要是再有机会见面，我真应该恭喜她才对。

到了春节临近时，场面上的事儿就少了下来。我的狐朋狗友不是回了老家，就是陪着亲戚准备过年了，只有我因为懒得到海南听我父母训话，继续孤零零地晃荡着。各个单位还没正式放假，但北京已成空城，大街上的汽车少得让人发瘆，天空中零星绽放着急不可待的焰火。

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各国股市哀鸿遍野，国内许多产业举步维艰，尽管政府狠狠地给基建领域打了几次鸡血，但却不敢再着脸显摆“这边风景独好”了。赵本山和他的弟子也宣布不再参加今年的春晚，四面八方的气氛倒显得消停了不少。 　　

大年二十八那天晚上，我正给一家报纸赶稿写着“贺岁档”的电影评论，突然接到了陈金芳的电话。她问我过年怎么打算，我说预备了一些速冻饺子。她扑哧一笑，让我赶紧到民族饭店旁边的一家老牌韩式料理来：“说得这么可怜，给你补补油水吧。” 　　

我三笔两笔敷衍完稿子，开车沿复兴路向东，很快找到了那家餐馆。让人意外，陈金芳并不在包间里，而是一个人坐在大厅中的一张散台后面。她穿了件领口开得很低的洋红毛衣，薄呢子短大衣搭在旁边的座椅靠背上，脸似乎瘦了一圈儿，眼睛都被撑大了。 　　

我向她招了招手走过去，问她：“别人还没到？” 　　

她说：“没别人，就咱俩。” 　　

我更意外了：“连胡马尼也不来了？” 　　

“回老家了。”陈金芳不以为然地撇撇眼睛，“再说他又不是我什么人，干吗到哪儿都带着他啊？” 　　

听这口气，她和胡马尼之间或许有了点儿龃龉。但我知道，这是我没必要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感兴趣也不合适问。于是我坐下来，呷起了大麦茶，陈金芳让服务员上菜。尽管饭就俩人吃，但她仍然安排得很丰盛，点了大块牛排、腌牛舌、羊纽约克、鳕鱼和肥瘦参半的五花肉。我还多要了两盘餐前小菜里的辣椒烧牛肉，并评价说：“跟过去大院儿食堂做的一个味儿。” 　　

我眼花缭乱地看着服务员操练各种兵刃对付炉火上的肉，间或抬头和陈金芳对视一眼。我发现自己看她时，她也总在看着我。我问她前一阵忙什么去了，她说就在北京“处理点儿事”，另外还到香港参加了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艺术展。“总之忙得马不停蹄的，刚回来就找你来了。”假如她说的是真的，那么可以判断，我上次的不辞而别并没有得罪她。 　　

“在香港又有不少斩获吧？”我说。 　　

她仿佛强打起精神，说自己又见到了哪些人：香港电视台一个新闻评论员，说话时假牙总有喷出来的风险；九十年代流窜出去的一个气功大师，现在还在给人看风水；几个艺术策展人，其中有一位正忙活着往维多利亚湾里放一只巨大的吹气儿鸭子。她还说自己住的地方就是当年“哥哥”跳楼的那家酒店，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矫情男女前来烧纸。 　　

随后，她立刻露出乏味的表情：“也没什么大意思。” 　　

她已经下了定论，我也就不好再品头论足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转而说起家常话题。我问她过年怎么也不回家，她说没有回去的必要了，反正家里也没人了。我说你姐和你姐夫呢，她随口说了句“也做买卖呢”，便扯回我的身上，问我为什么离婚。 　　

“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没跟你说我一直吃着软饭呢么？她能坚持这么久已经难能可贵了。” 　　

“作为朋友，我真替你们可惜。”陈金芳像电视剧里的女配角那样贴心而诚恳地说，“而且我觉得错儿主要在你。人家当初跟你结婚，肯定既不是图你的财又不是图你的色，而是真喜欢你这个人———你们是有感情的。” 　　

我说：“你就别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啦，我已经对所有熟人都承认自个儿是一浑蛋了。” 　　

“你这样的男的呀，”她说，“优点在于敢于贬低自己，这显得很有自知之明；缺点则在于你总是觉得贬低完自己，就有资格去伤害别人了。” 　　

“你让我无话可说。”我对她的判断心服口服，并再次惊诧于陈金芳对我这个人的认识程度。那感觉，就好像她跟我共同生活了许多年，而且一直在观察我，琢磨我。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了当年。难道那隔窗而奏的琴声在我们之间建立了心有灵犀的默契，使得我本性中的懦弱、卑琐在这个女人面前暴露无遗？这近乎玄而又玄了，也说明所谓“知音”并非仅限于那些高山流水的典雅情操。 　　

沉默半晌之后，陈金芳又对我提起了那个老话题：“你现在真的不碰琴了么……哪怕一个人的时候？” 　　

“嗯。” 　　

“听我一句劝，没必要跟自己较劲。假如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否定自己以前的生活，那么也只能说明你还没长大。哪怕没机会当一个真正的演奏家，那也没什么呀，换个角度想，你毕竟掌握了一项特别的手艺，这已经让你比别人活得丰富多了……我挺羡慕你的。” 　　

这一次谈到小提琴的事儿，陈金芳的话没有激起我的逆反情绪。我掩饰性地笑了笑，但自己明白脸上的效果一定是皮笑肉不笑。好在陈金芳也没有再接着说下去，而是又把话题转到了别人身上。她说起那个“立体现实主义”画家，毫不避讳地痛斥那人“太功利，太庸俗了”，但说到具体的事儿，却又语焉不详。据我的猜测，好像是画家想从她那儿预支一笔钱来租一处更好的画室，还催她赶紧把国外画展的场租费交了，然后安排他跑一趟欧洲。 　　

“可是做这些投入之前，我总得先做个评估，搞清楚他有没有被国外那些人认可的潜质呀。这么火急火燎的，反而让我觉得他把我当成冤大头，只想从我这儿捞一票。”陈金芳皱着眉头抱怨说。 　　

我跟那画家也不熟，便和了句稀泥：“你得理解那个岁数人的心态，他们总觉得自己错失了许多机会，因此想要在各个领域拽住青春的尾巴。”同时，我忽然有点儿纳闷：难道陈金芳专门把我约出来，就是为了跟我闲聊天，扯这些不咸不淡的话题吗？ 　　

这个疑惑在晚饭结束后才被解开。炉火渐渐冷下来，铁板上冒泡的油脂凝结成了白色斑块。我和陈金芳起身出门，来到昏暗高耸的前厅，几个穿得像韩国电视剧人物的服务员双手护裆，向我们鞠躬告别口称“思密达”。我正不熟练地往脖子上捆着围巾，陈金芳半踮起脚尖帮我系好，又用戴小羊皮手套的手抚了抚我肩膀上的皱褶，突然道：“还有个事儿想向你打听一下……具体说是想找你帮忙。” 　　

“你说。”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龚绍烽的商人？” 　　

龚绍烽也就是我大学时期挚友b哥的本名，此人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奇人，身上同时具有猥琐与超脱、唯利是图与理想主义等等诸多相互矛盾的品质。

上大学的时候，他就一边眼泪汪汪地给女同学抄录“妹妹你是水，静静地镇日流”之类的滥情诗歌，一边为了每天中午多吃二两排骨把食堂的胖大婶给搞了；毕业以后他没找工作，依次干过书商、倒卖狂犬病疫苗、冒充领导亲戚等等勾当，最终靠经营一家把发廊妹包装成“性感女主播”的准黄色网站发家致富，而在他穷得到处蹭饭的日子里，也仍然负担着河南老家一窝儿穷孩子的学费；现在他的公司养着一群三流女演员和平面模特，但比起跟那些女孩睡觉，他更热衷于把她们集中到自己的会所里引吭高歌……而这个名字突然从陈金芳的嘴里问出来，不免令我猝不及防。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我认识这人的？” 　　

“你上班的那家画报，幕后的大股东不就是他么？”陈金芳意味颇深地淡淡一笑。我猜她已经知道了我和b哥的交情，更联想到她已经把我的“人脉”摸了个底儿掉，不免稍感心慌。 　　

“你找他有事儿？”我说。 　　

“我手里有笔闲钱，跟他达成了合作的意向，不过还没最后敲定。”陈金芳说，“你要是跟他说得上话，帮我打探一下他怎么想的。” 　　

对于她的要求，我的第一反应是畏难和犹豫。在和有钱的朋友们打交道时，我一向有个原则，就是只当帮闲，不作掮客，也即把关系限定在吃吃喝喝、清谈务虚的层面，绝不靠给他们搭桥牵线来牟利。这么做，一来有利于维系自己那点儿虚幻的尊严；二来也是明哲保身———真出了什么娄子，我可担不起责任。尤其是b哥，据我所知，他近年来从事的都是些本大利高、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投机生意，比如充当“标头”组织人合股买矿之类。而陈金芳能跟他这样的人搭上，也证实了我先前隐隐的预感：她所涉的“水”相当之深，绝不仅仅是一个在文化圈儿打转的小富婆。 　　

但也不知怎么搞的，在陈金芳的注视下，我没能拒绝她。她的眼里透出一股不容置疑、勾魂摄魄的光芒来。我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我的郑重神态倒逗得陈金芳咯咯一乐。她立刻轻松得像没事儿人似的，打开“英菲尼迪”的后备厢，从里面拿出两瓶洋酒给我：“最好的苏格兰单一麦芽，三十年陈酿，我从香港带回来的。” 　　

“贿赂我？” 　　

“这还叫贿赂啊？我跟你那朋友的事儿要是能成，肯定还会重谢你———我说真的。” 　　

我耸耸肩和她告别。开车回到家之后，我把那两瓶酒开了一瓶，端着方杯坐在沙发上出神。酒的味道的确醇厚、清澈，但度数也高，不知不觉间就让我熏熏然了。我漂浮在麻木的潜意识中，产生了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并抬头看向衣柜顶上那早已束之高阁的小提琴。有多少年没摸过它了？伴随着这个想法，我站起来，踉跄着走过去，踮起脚尖摸向乌黑的木制琴匣。但刚碰到琴匣的把手，我就像挨了烫一样把手缩了回来，一声叹息地把自己拍到床上。 　　

第二天醒来时，我看见几只手指上沾满了灰，连床单都蹭脏了。 　　

7过了半个多月，春节假期结束，北京重新热闹了起来。一些朋友过完年就突然消失了，把以前的债主和“情儿”们坑得叫苦不迭，另一些人则像闷热天气的蘑菇一样冒了出来，精神百倍地四处路子。

对于我来说，生活基本照旧，只是心态越来越疲沓了。机票便宜下来之后，我到海口看了一下父母，顺便弯到三亚会了会仍在猫冬度假的b哥。他弄了辆敞篷车，又叫上俩野模，带我去大东海下了两天馆子，然后去牛岭隧道以北的一个镇上吃“肥得把壳儿都撑裂了”的和乐蟹。在此期间，他还用电话遥控着北京和南方两个城市的生意，时而与人称兄道弟，时而破口大骂，尽说些我不懂的黑话。 　　

折腾了两天，我们都因为摄取了过多的蛋白质而消化不良，便又回到了海滩上，臭屁滚滚地晒太阳。附近有出租四轮沙滩摩托车的，两个野模跨上一辆，叫嚣隳突地驰骋，浑身的蒜瓣肉波光粼粼。b哥躺在长椅上，以极度猥亵的眼神打量她们，一只手伸到裤裆里挠痒痒。 　　

总算有了单独聊天的机会，我便跟他提起了陈金芳的事儿。 　　

b哥坏笑着打岔：“你跟她很熟？又找到新的软饭了？”但还不容我辩解，他突然显露出商人特有的狡黠和谨慎，反而向我盘问起陈金芳的底细来。 　　

他这一问，我倒含糊了。虽然圈子里都把我和陈金芳看成交情深厚的“自己人”，但我知道，自己对她远谈不上知根知底。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一直搞不清楚她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她不像正经做过买卖的人，也没有傍上了哪个财大气粗的“瘟生”的迹象。假如以前不认识她也就罢了，但恰恰见证过陈金芳那寒酸窘迫的少年时代，她的发迹对我来说益发成了一个谜。 　　

我只好向b哥粗略介绍了陈金芳目前的状态———当然是我了解的那部分。听到她是做艺术投资的时，b哥眉毛一扬，眼里透出两点贼光。像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对艺术真有什么兴趣，不过开画廊、办展览倒是个洗钱的好渠道。

我说完以后，b哥也和我交换了一下对陈金芳的印象：“这女的我以前根本没听说过，是两个做‘老鼠仓’的操盘手引见过来的。说实话刚一见面，我还真被她的风韵小迷惑了一下，只不过咱们是什么人啊？平日圈养着那些莺莺燕燕，为的就是修炼定力，别在正事儿上被荷尔蒙给害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那些操盘手说她很有道行，一旦看准机会就特别敢下手，建议我让她在手头的项目里加一磅，毕竟现金越多，和政府那边谈判时就越有话语权。我当然不能光听那些人的，自己也要对合作伙伴进行评估，不过也确实有点儿拿不准她。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显得底气十足，甚至还有点儿深藏不露的劲儿，但不经意间，又会暴露出新手的弱点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着急。她托你来找我打听，这就是典型的沉不住气，甚至让人猜测她根本没有宣称的那么大财力和门路，只想靠着虚张声势在大买卖里掺和一把，搭个投机取巧的顺风车。”

我向来佩服b哥的识人之术。他在那些冷酷的、尔虞我诈的行当里搏杀多年，眼光自然要比我毒辣得多。不过也得指出，我和他看待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除了对我这样的旧故，他对所有人的判断都是基于“经济人”的利益标准，我则保持着孩子气的任性，仅以“有劲”或者“没劲”来决定是否与人深交。也就是说，即使以同一个人作为话题，我们也说不到一块儿去。我完成了陈金芳的托付，这就算仁至义尽了。 　　

“总之你看着办吧。”我站起来抖抖沙子，对野模们挥手，“我就管传个话儿，你们之间那些具体的勾当，我可管不着。” 　　

我向海滩走去时，b哥在我身后沉吟了一句：“先耗她一阵儿。我过些日子要跑一趟江苏，回北京再接着跟她往下谈。” 　　

又盘桓了两天，我独自先回了北京，陈金芳到机场接我。天气还是料峭的倒春寒，她却早早穿上了羊绒筒裙，靴子上方露出小巧圆润的膝盖。一见面，她就撩开我的外套往里看看，嗔怪我“一点儿也不知冷知热”，然后从大号坤包里掏出一件新买的“杰尼亚”毛衣，不由分说地让我穿上。 　　

回去的路上，她和我挤在后座上不停地说笑，聊着北京这边朋友们新的趣事儿。透过后视镜，我看见开车的胡马尼脸色铁青，面部肌肉不时神经质地抽搐，简直让人想起北野武扮演的那些即将被剁手指的黑帮打手。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陈金芳又开始约我参加各种饭局和聚会，频率比以前还要高，几乎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如今不仅是我，就连那些真正八面玲珑的货色都承认她“的确挺能混的”：同时和好几条脉络上的人打得火热，许多圈子之间原本互相排斥，但提起她却都颇为认可；不管在哪儿，她一出场就能成为核心人物，几乎不用抢，风头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她了；在她有意无意搭建的“平台”上，不少素不相识的人成了朋友，甚至原本有罅隙的人也能尽释前嫌。而这时距离我与陈金芳重逢，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呀。能够开创大好局面，究其原因，除了作为一个单身女人同时具备漂亮、热情、大方等等优点之外，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她切实地做到了“喜新不厌旧”，不会因为攀了高枝而忽略先前的朋友。哪怕是一直充当“碎催”的胡马尼和那个见风转舵的画家，也一直享受着元老级别的优待，虽然心有怨言，但总能显示和她“关系不一般”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抬高身价。

总而言之，陈金芳仿佛是在由衷地享受着人的社会属性，很多时候简直像个刚爱上幼儿园的孩子———和她相反的则是一些老资格“社会活动家”，那种人貌似人缘很好，但只要一不在场，就会有人将其鄙夷为“势利眼”。 　　

“小陈这个人交朋友，如同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这是某个上过《百家讲坛》的三流大学教授对她的评价。 　　

既让我虚荣也让我别扭的是，她如今对我更亲热了。不光是一同出现时常要挽着我的胳膊，而且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我咬耳朵———明明说的就是不咸不淡的套话，但非得摆出一副秘而不宣的表情。难道她看不出来，胡马尼宰了我的心都有了吗？而那个画家倒相当“现实主义”地承认了争宠失败，许多阿谀的媚态转而投向了我，并总拐弯抹角地打听陈金芳准备什么时候资助他去欧洲办个展。 　　

“时间不等人，谁知道‘政治波普’能流行几天啊，等到风向一转，我这几年的工夫不又白搭了吗？”

画家焦虑地说，“她这人怎么这样，老放空枪也不动真格的……这话我也就跟你说说，别让她知道啊。” 　　

画家的悄悄话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链条作为支撑，那些鲜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繁华都是他妈的扯淡。他在抓耳挠腮地等着陈金芳表态时，陈金芳一定也在等着b哥那边的消息呢。谁都有被拿在别人手里的地方。从海南回来没两天，陈金芳曾经包了她公司楼下那个咖啡馆，叫了一群人来品尝“不多见的葡萄牙红酒”，我在席间偷偷把她叫到窗边的角落，将b哥的态度转告了她。 　　

“跟那种生意场上的老油条打交道，越急越没用。”我说，“他既然说了让你等着，那就说明相当有戏。” 　　

听了我的话，陈金芳面无表情，甚至连头也没点一下，只是抬起手来，抓住我的手腕摇了摇。这样的举动她常对我做，但这一次我有明显的感觉，她格外地用劲儿，细瘦而坚硬的指骨硌得我都疼了。 　　

在此以后，她就再没跟我提过投资方面的事儿。时间转眼而过，当那些老单位破败的大门口挂出“欢度五一”的横幅时，在南方兜了一大圈儿的b哥回来了。陈金芳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打电话让我再牵一次线。我正在单位跟电脑下五子棋，顺手抓过座机，拨通了b哥的私用手机，把陈金芳的意思说了。 　　

这次b哥没再多说什么，只回答了一句“我让底下人约她”。我立刻又给陈金芳打了过去。这个传声筒的任务搞得我挺烦躁，鼠标点错了地方，转眼通盘皆输。 　　

陈金芳那边显然很兴奋，连呼吸都重了。她又对我说：“这几天别安排别的事儿了，等他找我的时候，你也一块儿去吧。” 　　

我一边退出游戏一边说：“你们俩资本家共商大事，非拽着我一流氓无产者干吗呀？” 　　

“帮忙帮到底嘛。”陈金芳坚持说，“再说，你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呀。”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拒绝：“还是算了吧……西门庆和潘金莲搭上以后，王婆就别跟着裹乱了。这点儿眼力见儿我还是有的。” 　　

陈金芳笑了：“再胡吣，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她说完就挂了电话。照我的理解，无论是她先前说的“一定要重谢我”，还是刚才非要让我作陪，都是嘴上的客气话而已。她不想造成把我用完就甩的印象，但事实上，我本来也没想通过帮她的忙而得到些什么。出于本能，我甚至不愿在这种事情里搅得太深。 　　

又过了两天，我刚下班，正打算一个人去随便吃点儿什么，陈金芳的电话又打过来了。她让我火速赶往b哥在东四的四合院。我再次推托，她却说：“叫你来，纯粹就是为了吃饭。你放心，事儿我们都谈完了，再不会麻烦你了。” 　　

一旁的b哥也接过“谈事儿你不来，吃喝玩乐你也不来，这就太不像一个称职的帮闲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掉转车头前去赴宴。b哥那个地方很好找，就在团中央下属的一家出版社附近，是整条胡同里最具地主老财气质的宅院：朱门之上常悬着张艺谋风格的大红灯笼，左右两边各立一只汉白玉狮子。只可惜家里没人的时候太多，狮子上已被贴了不少“一针见效，三针痊愈”的小广告，还有不知谁家孩子稚嫩的书法作品“×××我操你妈”。穿堂过院，随处可见雕梁画栋，整套鸡翅木圈儿椅散落在树下任它日晒雨淋，不知从古代哪位显贵坟上偷来的石碑旁，趴着好几只没屁眼儿的蛤蟆。对于这些荒谬的摆设，b哥自有他的解释：“蛤蟆是招财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至于那个碑，我也不嫌它不吉利———雍和宫那边一瞎子说这宅子过去是一贝勒府，而我祖上贫寒，恐怕镇不住它，得请进一位有身份的帮忙压压场面。” 　　

来到正厅，我看见b哥的某位姨太太正穿着大红苏绣旗袍，指挥丫头老妈子摆酒上菜。陈金芳和b哥也从厢房里踱了出来，脸上都挂着不甚自然的笑。我故意不提他们买卖上的事儿，见面就说起了废话，而他们也会了意，笑嘻嘻地东扯西扯。不过从陈金芳那如释重负的表情看来，她对这次约谈的结果很满意。 　　

她又没带胡马尼一起来，所以偌大的八仙桌旁只坐了四个人。席间，b哥携其姨太太频频举杯，刚开始还是分别敬我和陈金芳，后来就是同时敬我们两个人了。那位姨太太脑袋有点儿糊涂，甚至说出了“两口子敬两口子”这样的话，弄得我好不尴尬。后来她到卧房去“补补妆”时，我忍不住刻薄了一句：“没一对儿是明媒正娶的。” 　　

“我就喜欢你这张缺德的嘴。”b哥已经高了，哈哈大笑地再次举杯：“那就狗男女敬狗男女好了。” 　　

陈金芳居然面不改色，端起仿古鸡缸杯跟我们碰了，优雅地一饮而尽。随即，我感到自己的胳膊被她狠狠地掐了一下。再往后，她和b哥又不自觉地谈起了生意细节，我也被迫听懂了他们那桩合作的来龙去脉：近些年来，欧洲各国对清洁能源投入很大，造成了我国的地方政府迫切地上马相关工程，从而也给一些闻风而动的投机分子留下了运作空间；b哥在北京聚拢了一些人的游资（陈金芳也是其中之一），到江苏控股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市属企业，并放出风声，号称将其从塑料制品转型为太阳能光伏产业；他们真实的目的当然不是投产之后出口创汇，而是利用这个噱头拉到更多的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从金融领域套取暴利。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偷偷瞥了陈金芳一眼。b哥从事的勾当我早有耳闻，而眼看着陈金芳也“玩儿”到了这般境界，还是忍不住让人瞠目结舌。我对我们民族妇女的判断，也在她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身上得到了印证：她们除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这些传统美德，而且在每个时代、每个环境中都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和进取心，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必定会勇敢、果断地站到浪尖儿上。比起她们，大多数男人都应该感到汗颜。 　　

而看着陈金芳那“花媚玉堂人”的样子，我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恍惚。在社会上混迹了这么些年，我曾经见过很多改头换面的成功者，但他们无论身份、相貌乃至举止发生了多么彻底的变化，终归无法将最初的模样完全抹掉。举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对面的b哥。他如今已经贵为生意场上的“大鳄”，但我每次看见他，都会清晰地回忆起当年在大学宿舍里，他靠玩儿牌作弊骗我香烟的猥琐模样。而陈金芳不同。

面对着现在的她，我已经无法想起十来年前站在我窗外听琴的那个女孩了。当年的她仍然在我的记忆里存在，但现在的她却获得了某种决绝的能力，把自己生命中的两个阶段完全割裂了———那类似于动物界的“变态发育”，人们都知道蝴蝶是毛毛虫破茧而出的结果，但有谁看到花蝴蝶时，第一反应是毛毛虫带来的恶心呢？在我的潜意识中，“过去的她”和“如今的她”已经变成了毫无瓜葛的两个人。当着外人的面，我会叫她的新名字陈予倩，并且叫得越来越自然，根本无须通过“陈金芳”这个旧代号转译了。 　　

因为无须和不相干的人敷衍，那天的晚饭大家兴致都挺高，喝完一瓶白酒，b哥又叫人开了两瓶红酒。不知不觉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忽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院儿外发出一声闷响，好像有什么东西碎裂了，接着，一个中年妇女操着字正腔圆的京腔骂起街来。 　　

b哥问是怎么回事儿，片刻保姆进来回话，说是“咱们的客人”停车时把隔壁大杂院儿门口的咸菜坛子给撞了。大家跟着b哥踱出门去，只见陈金芳的英菲尼迪斜着停在胡同里，前保险杠底下散落着一摊乱瓦。在浓郁的咸菜味儿里，胡马尼正笨嘴拙舌地向那妇女解释着。看起来，他是为了躲避那俩石狮子，才制造了这起小事故。 　　

那中年妇女倒很有不惧权贵的气节，看到b哥来了，益发跳脚儿乱骂。直到姨太太给她塞了几百块钱，她才心满意足地凯旋。而这时，陈金芳则不好意思地向b哥抱了个歉，然后把胡马尼叫到几丈开外的墙根说起话来。 　　

俩人都压抑着嗓门，因此声音里带了一种紧张感。陈金芳好像在责怪胡马尼不请自来，胡马尼却一反常态地跟她争辩起来，说的是一嘴湖南土话。话赶话地戗戗了几个来回，陈金芳的声调高了起来，她指着胡马尼的鼻子说：“你管得着我吗？也不看看自己是谁。” 　　

受了呵斥，胡马尼僵着脸回到车上，咀嚼肌被咬得凸起来一块。陈金芳则嘘了口气，笑盈盈地回到我们面前，对b哥解释：“真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这孩子一直跟着我，怕我喝多了回不去，就自作主张接我来了。” 　　

“人家也是好意，精神可嘉。”我在一旁打了个圆场。 　　

b哥就势宣布晚餐结束：“反正正事儿也谈完了，往下咱们都上着点儿心就行了。” 　　

陈金芳郑重地和b哥握了握手，忽然又凑近我，低声说了句“我肯定得好好儿谢你”，然后便娉婷地转身回去，上了胡马尼的车。他们驶走以后，b哥让姨太太赶紧泡上茶，要留我再坐一会儿。从正厅转移到一蓬郁郁葱葱的葡萄架子底下，我忽然察觉到b哥的脸上变了颜色，不再是一派虚伪的随和，而是三角眼里带着几分货真价实的关切了。在这般年纪看到他这副表情，我都有点儿不适应。 　　

他拿出烟来递给我时，开门见山地来了这么一句：“你跟那女的什么打算？” 　　

我一激灵：“你什么意思？觉得我们俩合伙儿骗你钱吗？” 　　

“不不不，我说的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我像受了冤枉似的扬声道：“没关系呀。你是不是看谁都有奸情啊？” 　　

“我看你对她也挺有感觉的，眼神儿都迷离了。” 　　

“我迷离的时候多了。”我顿了顿，低声说，“不过眼下的自在来之不易，我才不愿意再跟谁‘绑定’呢。” 　　

b哥的脸色缓和了一点儿，笑了：“那就好。我就是提醒一下你，哪怕她对你有意思，也别轻易上套，她跟一般人可不一样。”

我不想问，但又忍不住：“你从她身上看出什么来了？” 　　

“那当然。下午谈生意的时候，我已经把她的道儿给盘出来了。她对我说以前在广东办过服装厂，现在转到北京做艺术品投资，那些一听就是假的。她虽然说得天花乱坠，但关键性的地方全都含糊其词，骗骗外行或许可以，在我面前可耍不了花枪……不过这也不妨碍我允许她入股手头儿的这个项目，反正坐庄的是我，想跟进的必须得拿出现钱来。让我有点儿拿不准的，恰恰是她在这桩买卖上的态度———她的赌性太大了。我已经看出她没什么钱了，东拼西凑能拿出来的，统共也就那么一千来万，而她竟然想要把这些老本儿全都押进去。你知道，这种投机生意的风险很大，从坐庄的到跟庄的，没人把身家性命全扔里面，大家用的都是闲钱。亏了就伤元气的人，说白了根本不配跟着我们玩儿。我已经提醒过她了，可她坚持要参与进来，这几乎可以称为疯狂了……” 　　

b哥的话让我倒吸一口凉气，但我没再说什么，醒了醒酒就告辞了。此后的几天，陈金芳没再联系我，我也尽量不去想她。她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旧相识，跟我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交情，我帮过她一点儿忙，但帮过了也就算了。这是我和她之间关系的理性总结。哪怕她一意孤行，我也没有规劝她的义务，更没有干涉她的权力。 　　

然而某天在办公室划拉着手机玩儿，我却又鬼使神差地拨通了陈金芳的电话。对方接了之后，首先传出来的是沸腾一般的嘈杂之声，远处还有大喇叭播放着雄壮的音乐。 　　

陈金芳拐到一个安静点儿的地方，才对着手机喊话：“有事儿吗？” 　　

“也没什么事儿，”我的嗓门也随之高了起来，“就是问问你和b哥那个事儿进展得怎么样了。” 　　

“非常顺利，”陈金芳喜气洋洋地说，“合同早就定下来了。” 　　

她接着告诉我，看在我的面儿上，b哥许诺给她相当高的回报率。眼下，他们这些股东正在江苏出席和政府的签约仪式，她刚和一位副省级干部握过手。我没想到他们的行动有这么快，此时再劝她什么也是白搭的了。于是我简短地说了些祝贺的话，就要挂电话。 　　

“你放心，该谢的人我一定要谢到。”她叮嘱似的说。这话突然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她不会认为我是在讨赏吧？

　　8后来陈金芳的确“谢”了我。 　　

她是在即将入夏的时候回的北京，此前据说和一起“做项目”的人又跑了趟广东，还乘着某个低调富豪的游艇到海上钓了几天鱼。再次见到陈金芳时，她果然黑了一些，肩膀和胳膊被晒成了小麦色。画家叫上我和另外两个熟人，在什刹海那边的一家越南菜馆给她接了个风，然后以陈金芳为中心的各种聚会便重新展开了。 　　

假如说新一轮的声色犬马比之过去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越来越奢华了。无论是酒的档次还是菜的品类，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她曾经把新侨饭店的大厨请到公司里，现场为大家制作法式铁板烧，有两次在“天伦王朝”顶楼餐厅请客的豪阔之举，更是让我们这些耍笔杆子的人咋舌。

作为聚会的主人，陈金芳依然挥洒自如，在不经意之间，又流露出了比原先更坚实的底气。和报社领导、画廊经理这些她本该奉承的人谈话时，她依然客气，不过骨子里已经有了隐隐的傲慢意味。这些变化都说明b哥那边的项目进展顺利，并且很可能已经让雪球滚动了起来，股东们开始坐地分赃了。人人都看出陈金芳发了一注横财。 　　

以前对她颇有怨言的画家早就转了口风，即使私下与我聊天时，对陈金芳的溢美之词也令人肉麻。我听说他的欧洲画展已经正式排上了日程，陈金芳还付给他一笔订金，预订了他此后五年的全部作品。至于对我，陈金芳仍然是带着几分表演性的亲昵，倒也看不出和过去有什么不同。这倒让我揶揄着猜测：她屡次三番说要“谢我”，该不会也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通行的空头支票吧？ 　　

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我知道自己想错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我那辆老旧雪佛兰频频报警，终于在马路上开了锅。汽修厂的人告诉我得更换好几套元件，我只好回家找出工资卡，到附近的自助提款机上取钱。 　　

因为日常开销靠零七八碎的外快就能应付，那张卡我很少用到，也知道每个月卡里都不会有多少进项。然而一查余额，吓了我一跳：陡然多了一个整数，足顶得上我几年的工资了。单位的会计自然不会抽风，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陈金芳。既然她认识了b哥和给我开过稿费的几个编辑，弄到我的账号当然很容易。我又到柜台对了下明细，那笔钱果然是在她从广东回来的第二天打进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见了好几次面，她不仅没跟我提过，就连一点暗示也没有。这份“感谢”来得既慷慨又得体。然而我没怎么思想斗争，就做了一个决定。我把那笔钱转存到另一个折子里，前往她公司还给了她。 　　

之所以这么干，当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风亮节。还是我常年坚守的那个原则起了作用，即宁当帮闲，不作掮客。我理想中的人生状态是活得身轻如燕，因而不愿与任何人发生实质性的利害关系；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事业”是通过怎样的巧取豪夺来实现的，而自己纵然无耻，却也还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此前帮助陈金芳在她和b哥之间传话，已经突破我的底线了，我不想因为这笔钱彻底改变我这个人。人呐，活了三十多年，得知道点儿好歹。 　　

假如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要具体到陈金芳这个人了。我尤其无法接受自己和她之间发生现钱交易的勾当。那么，我究竟想和她成为哪种关系呢……这我倒还没想好。 　　

当我站在陈金芳面前，把折子放在办公桌上时，她抬着头，直勾勾地凝视着我。我没说话，她也没说话，我们大概都在等对方先开口。但这时候胡马尼突然进来了。自从陈金芳的项目敲定，这小伙子的打扮也越发光鲜了，此刻穿的是新款的迪奥卡腰小西装，头上的发胶抹得狗舔过似的。他没有好声气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装模作样地拿着一份材料，请陈金芳审阅。我手指一滑，将存折塞到一本画册底下，转身走了出去。 　　

在这以后，陈金芳照常会给我打电话闲聊，我呢，继续参加她召集的聚会。关于那笔钱，我们都没再提起过。按照我的想法，她已经尽到了“感谢”之心，可惜我不识抬举，这事儿也就可以作罢了。然而没过多久，她便有了新举动，这个举动才真正刺激了我。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天，我中午就接到了她的电话，让我下班后换身正式点儿的衣服，到她公司去吃晚饭。我问她又有什么装×盛事，她笑着说自己过生日。 　　

“哟，你今年三十几了……咱俩是同岁吗？” 　　

她娇嗔着抗议：“别说这么扫兴的话行吗？弄得我都不敢过了。” 　　

“你也不早点儿通知，我都没时间给你准备礼物。”我说，“只好两袖清风带张嘴过去了。” 　　

下班以后，我先回家换了件干净衬衫，又想到以陈金芳如今的风格，过生日一定也会搞得煞有介事的，便从柜子里找出条西裤穿上。走到复兴路上打车之前，我还在大院儿门口的花店买了束花。很快赶到了她公司的楼下，我抬头望望，却看见三层的办公室黑着灯。 　　

一楼咖啡馆的落地玻璃窗里传出轻轻的敲击声，我扭过头，看见陈金芳正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呢。她一个人，穿一条很显身材的黑色长款连衣裙，髋部以下的曲线被包裹得很像一条美人鱼。夕阳的光辉以几乎平行地面的角度投射进去，将她的脸与长长的脖子照得金光璀璨。我拐进咖啡馆，把花递到她手里。 　　

陈金芳眯着眼睛端详了我几秒钟，随后扬手向服务员打了个招呼。两个小姑娘推着辆餐车过来，将沙拉、蔬菜汤、鹅肝酱配面包端上桌，冰桶里还斜插着一瓶香槟酒。 　　

我诧异地环顾四周：“其他人呢？” 　　

“叫其他人干吗？就咱俩。”陈金芳说，“平常尽应酬了，这日子口儿还不能图个清静。” 　　

“我受宠若惊。” 　　

“别跟我玩儿虚的了。我知道你最不把我当回事儿了，所以我过生日还得讨好你。” 　　

我打哈哈地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开始吃饭。起初的气氛倒也颇为融洽，我主动举杯，说了些祝贺的话，她也回敬了我。片刻，主菜端了上来，我们挥舞刀叉，专心致志地对付起了牛排。在这两相无话的空当，我忽然感到陈金芳一直在看着我。当然，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她也没别的人可看，但我明显感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与平日不同。她既像饶有兴致地揣摩我，又像暗藏着什么机锋。 　　

她在卖着什么关子？随后，在我头脑里冒出来的居然是一个自作多情的想法：她不会打算向我示爱吧？但我却并不紧张，只是静观其变。而事后想起来，假如那天陈金芳真的如我所想，把我们已然近乎暧昧的关系再向前推进一步，那么我也不会有后来那些失措的反应。我们都是没有法定伴侣的成年人，男欢女爱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尽管b哥曾经告诫过我“她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我也并不担心。这倒不是我自恃聪明，而是因为我预感到，自己即使和陈金芳真发生点儿什么，充其量也是即兴而发的露水姻缘。在那种游戏里，谁又能真伤得了谁呢？ 　　

但我又一次错估了陈金芳。直到饭吃完了，她仍然没什么话，我只得茫然地抽起了烟。等我把烟掐了，她抬起手腕看看表，说：“咱们上去吧。” 　　

“还有节目？”我心里又生出隐隐的遐想来。 　　

陈金芳颔首一笑，翩然走在前面。我跟着她上了三楼，却发现她公司的灯已经亮了，柔和的橘色的光从磨砂玻璃门里渗出来。陈金芳拉开门，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大厅已被清理干净，家具以及那些雕塑画框都被挪到了墙角。一览无余的空间里站着十几号红男绿女，画家、胡马尼和我常见的一些人都在场。他们中间围着的，是六位身穿黑西装、坐在木椅子上的男人。他们都是洋面孔，两人手持小提琴，另外四位则是中提琴和大提琴。标准的弦乐六重奏的配备。居中那位四十多岁、稍有些秃顶的看起来很面熟，我忽然想起他是一位法国演奏家，前几天的报纸还报道过他带队在国内几个音乐院校巡回演出的消息。 　　

“这是马泽尔·法克先生。”陈金芳介绍说，“刚到北京，我就把他约来了。” 　　

“一听这名字就有贵族血统。”我恭维着和演奏家握手，有点惶然地退到一边。 　　

陈金芳对室内乐团点点头，演出正式开始。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佛罗伦萨回忆》，旋律奔放而缠绵，各声部之间配合得极其默契，马泽尔·法克先生的手法更是堪称精湛。尽管学过十几年的琴，但我还是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欣赏这么高水准的演奏。看着人家的运弓和指法，我又一次为当年的自己自惭形秽。与此同时，我的左手指尖也不可遏制地颤抖了起来。 　　

那首曲子很短，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余音未了，观众们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比起大剧院里只能远观的交响乐，室内乐虽然单薄，但却更有现宰现吃的生鲜味儿。画家尤为激动，一边鼓掌一边凑到陈金芳身边，赞赏她这个点子“太有腔调了”。陈金芳却没理会他，径直从背后绕过室内乐团，对一个翻译模样的人耳语了几句。 　　

翻译把她的话转述给了演奏家们。马泽尔·法克先生忽然看向我，腼腆地笑笑，他身边那位年轻点儿、一头卷曲的金发的演奏家则把手里的小提琴递给了我。我下意识地接过琴，愣在当地，疑惑地看向陈金芳。 　　

她熠熠生辉地笑着，对我说：“你不是还没送我礼物呢吗？”说完抱起胳膊肘，做出预备聆听的姿态。 　　

旁边那些闲人弄懂了她的意思，惊喜地掀起新一轮掌声。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还会拉琴，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早有两个人搂着我的肩膀，把我架到室内乐团的成员当中。马泽尔·法克先生叽里咕噜地对我说了句什么。 　　

翻译问我：“还是柴可夫斯基，《d大调弦乐四重奏》？” 　　

大提琴和中提琴演奏者里，已经各有一人将乐器放到了一边，他们和那位将琴给了我的小提琴手一起走到观众群里。演奏席上只剩下了两把小提琴，大提琴和中提琴各一把。而马泽尔·法克先生所提议演奏的那首曲目，几乎是所有专业学过琴的人都烂熟于心的，它的旋律柔美之至，难度又不大，特别适合即兴演奏。当年在金帆乐团的时候，我与人合作演出过这曲子不下十次。 　　

马泽尔·法克先生对我扬了扬眉毛，率先拿起琴，奏出“如歌的行板”里的几个小节。那是柴可夫斯基这首曲子里最脍炙人口的段落。然后，他用对待孩子的目光启发性地看着我。 　　

然而我却仍在发愣。脑子里乱成一团糟，耳中嗡嗡作响，心脏在胸膛里咚咚跳动。那一刻，我简直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感觉到自己正在出冷汗，新换上的衬衫都被浸湿了。

观众们又开始议论，他们大概是认为我太久没拉琴，因为技艺生疏而怯场了吧。陈金芳仿佛也有了一丝紧张，但眼神仍是期待的。 　　

“你过去不是常拉这首……”我听见她对我说。她唇红齿白，嘴部动作如同慢镜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话钉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突然感到意识深处有什么地方在疼，在流血。我确凿无疑地受伤了。 　　

接下来，我的举动在众人眼里一定显得非常决然———把琴放在木椅子上，将他们甩在身后，走出了大厅。一楼的咖啡馆里空无一人，服务员们正靠在吧台上聊天。夜风清凉，从楼梯口直灌进来，但却没能让我醒过神来。我的头脑就像锅盖下的滚水，正在反复沸腾，但又处在巨大的压抑之下。背后有人在叫我，当然是陈金芳了。 　　

她的高跟鞋发出咯噔咯噔的回响，转眼间把我拦在建筑物外的林阴道上。因为跑得急，陈金芳半张着嘴喘气，眼神竟然是含情脉脉的。 　　

“你怎么了？”她问我，同时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划拉着，“我还以为这么安排会让你高兴呢……我是真心想谢谢你，那不是空话。” 　　

我没出声，木然地打量眼前这女人。天上难得有轮大月亮，她在银光下闪闪发亮，妙相庄严，简直像某种贵金属雕成的塑像。 　　

见我没说话，陈金芳便锲而不舍地安慰着我，语调已经接近呢喃了：“我知道你常年不拉琴，手生了，但这没什么要紧的，又没人会笑话你……再说就算别人不爱听，我也爱听，真的。现在也不知怎么搞的，岁数越大，我就越觉得小时候特别美好。我多想让过去的情景再重来一遍呀，那样才算这么多年的辛苦没白受……我一直也特别替你可惜……” 　　

她说着，手便慢慢地攀上来，揽住了我的脖子。我不由自主地把头低下去，再低下去，像寻求保护一般往她怀里扎过去。我几乎被她搂在怀里了，她身上的气味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上面一层是香水味儿和昂贵服装的布料味儿，下面一层就是陈金芳特有的气息了。那味道我曾经狠狠地嗅过，历经岁月竟然没变。就像她说的，我们多想让过去的情景再重来一遍啊…… 　　

但转眼之间，我心里那迷乱的柔情便灰飞烟灭了。我像奋力游水的虾米一样直起躯干，将她的手弹开———这还不够，我的手也伸了出去，推了她一个踉跄。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咬牙切齿地说。 　　

“你说什么？”陈金芳瞪大眼睛，惶然又委屈地看着我。 　　

“我说———”我心里充满把什么东西碾碎的快意，“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如遭电击，不认识似的看着我。而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我冷笑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情，我毫无悔意。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不情愿，但又必须去干的事情。权且抱着自我剖析的态度分析一下失态的原因吧：我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屈辱，与之伴随的，还有古怪的自我厌恶。把名气很大的国外乐团请来“唱堂会”，还让他们给我充当陪练，这样的手笔不可谓不豪迈。而陈金芳一掷千金，想要制造出怎样的效果呢？无非是：她以她汪洋恣肆的爱和善良拯救了我———一个消沉的半吊子琴手。这个模式像好莱坞电影一样俗套，她扮演的简直是他妈的圣母。她哪里知道，小提琴演奏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成了一段发炎的盲肠，只能凭空增加痛感。在我看来，她让“过去的情景重来一遍”的愿望也代表了某一类中国人特有的狂妄：他们自以为吃过苦中苦成了人上人，就有资格操控身边的一切，甚至敢于让时间倒流。 　　

不能让他们如愿！我既恶意又理直气壮地想。与此同时，我突然又想到了我的前老婆茉莉。她当初心甘情愿地给我提供软饭，会不会也是出于某种自我奉献的表演欲呢？只不过后来她演腻味了。而我同意跟她离婚，是否并非出于爱，而是出于某种自己当时都没意识到的恨呢？ 　　

这个发现让我悲哀极了。对于生活，我只剩下了一项权利，那就是破罐子破摔。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联系过陈金芳，陈金芳也没有找过我。我们闹掰了的消息一定很快就在圈子里传开了，各路人马都主动与我疏远，就连我介绍给她的那些朋友也开始假装不认识我了。趁此机会，我重新整理了生活，每天准时上班，下班回家自己做饭，有了空暇就用于锻炼身体和闭门读书。从华而不实的应酬中脱身之后，我迅速瘦了一圈儿，但人却变得紧实了，精神也安稳下来。活像个洗尽铅华的从良妓女。 　　

日子就那么过去。再次听到陈金芳的消息，又是半年以后了。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已经洗完澡上床，正锲而不舍地啃着一本艰深晦涩的外国小说，手机突然响了。是那个“立体现实主义”画家。 　　

“我都睡了。”听到那个久违的声音，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和对方打招呼。 　　

画家则明显喝多了，连舌头都大了一圈。他口齿不清地重复：“就是想跟你聊聊……我就在你家附近呢。”接着又威胁我：“你要不出来，我就钻车轮子底下去。”

我只好披上衣服出门。又是一个冬天来了，长安街沿线路旁那些白杨树都落尽了叶子，树梢上却沉甸甸地耸动着大片黑影，原来是晚上来此栖息的乌鸦。夜风像飞溅而来的冰碴，吹在脸上，似有什么东西融化。我在翠微商场附近的十字路口找到画家时，他正抖搂着朝一根电线杆子撒尿。 　　

看到我来，画家一边提裤子，一边凄然地说：“兄弟，我他妈让人骗了。” 　　

我把他拽到商场一楼夜间营业的麦当劳，要了杯咖啡让他醒酒。画家的确没少喝，屡次三番拿脑袋往塑料桌子上撞，毛衣前襟上挂满了亮晶晶的口水。旁边两个谈恋爱的中学生像看戏一样打量着我们。我有点儿不耐烦，打着哈欠威胁画家：“消停点儿，要不我也管不了你了，只能打电话叫收容所的人。” 　　

“别走别走。”画家挥舞着双臂拉住我，适时地停止了借酒撒疯，然后朝我倒起苦水来。他所说的上当受骗，指的还是陈金芳替他到德国办画展的事儿。她吊了画家一年的胃口，不仅没有兑现，而且还以“缴纳策展担保费用”为由，把以前付给他的订金都拿了回去。画家心里越来越虚，终于忍不住向陈金芳摊了牌，得到的答复却是德国那个基金会倒闭了，合同只能作废。画家一气之下想打官司，却被工商部门告知那个“艺术品投资公司”的法人不是陈金芳而是胡马尼，现在胡马尼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说起来，画家在这桩买卖里并没有吃什么实质性的亏，他只是感到自己偌大年纪还被人耍得团团转，很丢面子。而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这人也挺有自省精神：“其实也怪我自己，太想在国外折腾出点儿名堂来了，艺术这个行当又没什么理性可言……结果糊涂油蒙了心，一点儿也没防备……”

我疑窦丛生，但嘴上也只能敷衍着劝他：“也没什么，您还可以继续画，机会别处也有。” 　　

画家捂住脸：“要是别的地方看得上我，我也不至于被那娘儿们牵着鼻子走……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起色了。” 　　

然后，他又把手张开，好像对小孩儿做了个“变脸”的游戏：“还是你聪明。你早就看出她是在招摇撞骗了吧？” 　　

“那倒真没有……” 　　

“她有没有管你借钱？听说她找不少人借过。” 　　

“有人借她吗？” 　　

“那当然不会了。那帮孙子都比猴儿还精。” 　　

我忽然想到，如果当初没跟陈金芳断绝联系，画家会不会把我也看成她的同伙呢？如果是那样，现在的局面就不是他找我诉苦，而是跟我玩儿命了。我的心里忽然充满厌烦，冷冷地对画家说：“那你往后也学精点儿呗。” 　　

画家向我转述的那些情况，自然让我联想到了陈金芳与b哥的合作项目。回到家后，我本想给b哥打个电话，但想了想，还是作罢。没过两天，报纸上的新闻就证实了我的猜测。欧盟突然启动了对我国太阳能产业的“双返”调查，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大量补贴某些光伏厂商，以超低价格垄断市场。欧方扬言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而在这个消息正式公布之前，走漏出来的风声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主要的影响是在金融方面。银行和风险投资纷纷逃离，许多在建项目所在地的政府也打起了退堂鼓，不久前蜂拥而入的投机分子变成了退潮后晾在沙滩上的鱼。 　　

几天之后，我突然接到了b哥的电话。他嗓音干哑，说话出乎意料的简短，只是让我赶紧到四合院来一趟。一进正厅，我便看到红木家具都蒙上了厚厚的棉布罩子，b哥正在给保姆和厨子纷发遣散费。他的脚下立着一只巨大的旅行箱。 　　

“看见没有？哥哥我要跑路了。”b哥不动声色地说。 　　

“我会帮你照顾姨太太的。”为了缓解压抑的气氛，我开了个无聊的玩笑，“回来等着抱儿子吧。” 　　

“丫跑得比我还快呢，早不知道哪儿去了，临走还顺走我好几样古玩。”b哥坏笑了一下，“这帮女的就是这样，平常办事儿磨磨叽叽，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时候比谁都利索。她哪儿知道，我也想趁机甩了她———我告诉她这次玩儿砸了，倾家荡产了，没准儿还得坐牢，其实远到不了那个地步。江苏那个项目我只是牵头，自己根本没往里投入多少，玩儿的基本上都是别人的钱，等到风头过去之后，照样是一条好汉……” 　　

“那你跑什么路啊？” 　　

“那帮人玩儿不起啊。我给他们分钱的时候都美着呢，现在亏本儿了，一个个跟死了亲妈似的，堵着家门口管我要钱，还有号称要找人卸我一条腿的……有这么不讲理的人么？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这话我当初不是没提醒过他们，是他们非追着我要参股的，这时候翻脸不认人了……” 　　

我木讷地听他骂着街，明白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废话了。b哥拽起箱子，扔给我两副钥匙，“这是我这院子的钥匙，车你也先开着。隔三岔五过来给花儿浇浇水，不怕麻烦就找人保养保养家具———碰上要债的就说我死了。” 　　

我开着b哥的“捷豹”，把他送到了机场。临下车，他拿出烟来，跟我凑了个火儿，歪着脖子吧嗒吧嗒地抽。 　　

“对了，还没说你要去哪儿呢。”我问他。 　　

“恕我不能明言———这是原则。跑路就得有个跑路的样子嘛。” 　　

我迟疑了片刻，终于又开口问：“陈金……哦不陈予倩，她找没找过你？” 　　

“没有。项目出事儿以后，她就再没露过面。”b哥突然叹了口气，语调也低沉下来，“假如我没看错人的话，她要承担的后果是最惨痛的。别人拿出来的都是闲钱，只有她，很可能把什么都压上了……还是那句话，我们这样的买卖，本来就不是她能玩儿的。” 　　

我默默地把烟头扔了，没接他的话。b哥又说了几句“等我南霸天回来”之类的豪言壮语，然后就戴上墨镜，缩头哈腰地蹿下车，很像那么回事儿地跑路去了。自从机场高速改为单向收费，回城的那个方向总是很堵。还没到五元桥，车流干脆就停止不动了，前面的司机纷纷下车，伸着脖子张望着是不是出了事故。我溜了个边儿，开着“捷豹”从应急车道拐上了一座高架桥。 　　

出了收费站前行几公里，便看见了熟悉的景色。那片地方恰好是在五环外的“文化创意产业园”附近，陈金芳的公司就在不远。我恍惚了一下，把车拐进了产业园正门。那栋三层小楼像没事儿人似的伫立在树阴里，楼上的灯却全灭了。我停车上楼，不出意料地看见了玻璃门上挂着的链子锁，还有一张简短的封条。物业公司声称，因为陈金芳的公司拖欠租金长达数月，已经收回了房屋的使用权。而就在几乎一眨眼以前的日子里，我们曾经在那扇门里觥筹交错、装疯卖傻、口吐莲花。那里面似乎永远有酒，有音乐，有不知忧愁为何物的红男绿女。在和陈金芳重逢的一年多里，我看着她起高楼，看着她宴宾客，看着她楼塌了。 　　

凝视着封条和链子锁，我突然又回忆起了她在豁子的资助下，开过的那间服装店。虽然陈金芳早已改头换面，但最近的经历，只不过是把她的当年又重复了一遍而已。在那个服装店里，我曾经狠狠地拥抱过她；在眼前这个公司楼下，我又像浑蛋一样把她推开了。我曾经从她身上找到过安慰，也曾经把郁积在心里的怨气没头没脑地撒在了她身上。如今，我只能躲着楼下咖啡馆服务员狐疑的眼神，在暮色的掩护下匆匆离开。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金芳，是在大约两个月以后。 　　

那时天已经彻底转冷，但离过节还有段日子。中国与西方的多项贸易谈判还在胶着地进行，毫无进展。受此影响，很多原先呼风唤雨的大人物都破了产。加入跑路队伍的商人越来越多，b哥仍然不见踪影。面对经济领域的困局，国家高层发出了“共度时艰”的号召。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写稿，手机忽然响了。是个从来没见过的号码。我以为是推销房产或者保险的，便不耐烦地拒接。过了几分钟，电话又打了过来。我没好气地问：“谁呀？” 　　

“是我。”陈金芳的声音传了出来。 　　

我的心往上吊了几寸：“你……还好吧？” 　　

“不好。”陈金芳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可能快死了。” 　　

“别开玩笑了。”我说。 　　

“真的……我以前骗过你吗？”陈金芳说，“我现在实在找不着别人了……” 　　

她的口气让我不由得恐惧起来。我迅速问了她在哪儿，然后请了个假，开车出门。 　　

陈金芳所说的那个地址，在东四环麦子店附近的一栋筒子楼里。那儿的房子十分老旧，租住的都是刚来北京不久的年轻人。逼仄的土路两旁摆满了小摊，生锈的自行车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离楼门洞还有半里路，b哥那辆“捷豹”车就再也过不去了，我只好步行。上楼梯的时候，我差点儿和两个香喷喷的姑娘撞了个满怀，她们翻开二两重的人造睫毛，用东北话问我“大哥咋不看着点儿呢”。 　　

陈金芳所说的房间在三楼走廊尽头。我推了推门，门没锁，40瓦灯泡的光亮稀薄地渗透出来。屋里除了一桌、一床、一张塌陷的沙发，就再也没有其他家具了。家具上端坐着陈金芳，她腰背挺直，在昏暗的背景中，脖子的曲线像某种水禽般婉转。 　　

我叫了她一声，她像睡着了一样没吭气。这时，我才看见她的脸上有大片的青瘀，明显是被人打的，嘴唇都肿了起来。我还看见了沙发腿之间的那摊积血。血是顺着她的左手流下来的，把长筒袜都浸透了，并且还在以肉眼不易察觉的速度蔓延着。 　　

我随即看见了她腕子上的伤口———半寸来长，下刀想必非常果决，皮肉都被豁开了。而陈金芳这时才意识到我来了，她睁开眼，歉意地对我笑笑。 　　

“本来想自杀来着，不过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胆儿大，一看见血就害怕了，不敢死了。”她说，“只好再麻烦你一趟了。” 　　

我心里翻涌着，说不出话，弯腰一把揽起她。抱着她往外跑的时候，我感到她的体温比正常人低了许多，但搂在我脖子上的那条胳膊却还是那么有劲儿，手隔着外衣，抓得我的肩膀都疼了。跑过楼外那条小道时，熙攘的人群自动散开，人们瞠目结舌地围观着。在余光里，我看见陈金芳的血不间断地滴到地上，在坚硬的土路上绽开成一串串微小的红花。这么多年过去了，陈金芳仍在用这种方式描绘着这个城市，然而新的痕迹和旧的一样，转眼之间就会消失。 　　

我把她医院。过了晚饭时间，医生终于结束了工作，出来告诉我“抢救基本成功”。又有一个工作人员催促我去补办住院手续。 　　

等到一切忙完，天已经黑了。我踱进陈金芳的病房。她的临床是一位在小诊所刮宫造成大出血的女中学生，一直在满嘴脏话地喊疼；而陈金芳则紧闭着双眼，咬着嘴唇一声不吭，脸白得几近透明，连皮肤底下的筋络都浮现了出来。 　　

但她的听觉却变得灵敏多了，迅速从女中学生的叫骂声中分辨出了我的脚步。她睁大眼睛，侧头朝向我，眼神向锥子一样。 　　

“谢谢你啊。” 　　

“没什么。”我舔了舔嘴唇，忽然脱口而出，“上次那么对你……实在是对不起。我太不识抬举了。” 　　

陈金芳笑了一笑，也许是失血过多的缘故，她的脸上出现了许多纵横发散的皱纹：“你又没说错，我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不，比起我你已经……” 　　

“当然你也不怎么样。咱们半斤八两吧。”她又接上一句。 　　

我们有气无力地相视一笑。旁边那个女中学生的声音又高亢了起来： 　　

“我操你妈的！ 　　

我操你妈的！ 　　

我操你妈的！” 　　

医院的走廊守了一夜。第二天，医生说陈金芳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下来，我才回到单位去上班。这以后的两天，我每天晚上会到病房看看她，但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醒了也闭着眼睛，仿佛仍在虚弱地苦挨。我自然也不好跟她说什么。 　　

到了第三天，我才走进病房走廊，就看见长椅上并排坐着两团人———的确是“团”，一男一女，身量都矮而肥胖，穿着鼓鼓囊囊的棉大衣。尽管多年不见，但我立刻反应过来，他们是陈金芳的姐姐和姐夫。 　　

他们的模样也大变了。许福龙不再是那条精壮有力的汉子，他佝偻着腰，缺了几颗牙，连嘴唇都瘪了进去。陈金芳她姐呢，那对引以为傲的大乳房早就垂到肚皮的位置上去了。他们面无表情，脸上笼罩着脏兮兮的沧桑，一看就是常年都在干体力活儿。 　　

我在他们面前站住脚，陈金芳她姐半张着嘴，打量了我半天，也没认出我来。我只好自我介绍是陈金芳的“朋友”。 　　

陈金芳她姐的第一句话就是：“她没欠你钱吧？”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她的表情却变得恶狠狠的了：“她坑的全是自己人。” 　　

接着，这两口子便围住我，倒好像我是个能解决问题的大人物，东一嘴西一嘴地痛陈起来。他们的讲述解开了我长时间里对陈金芳的疑惑。 　　

她从来就没正经八百地有钱过。十多年前离开北京后，陈金芳便南下广东，先是在服装厂里做工，后来又到了深圳。在那几年里，她先后和好几个男人姘居过，一直在尝试着做买卖，又一直在亏本。每次经营失败，她都要靠男人去还债或者积累下一轮本钱。“这和卖没什么不一样。”村里人说。她让她的家人长期抬不起头来。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陈金芳的形象就变了。她开始开着轿车回老家，有时还带着一两个西服革履的合伙人来“考察”。她翻修了老房子，给姐姐姐夫家添置了全套家电，母亲过世后还举办过十里八乡最辉煌的葬礼。花出去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啊！亲戚朋友们又顺理成章地对她刮目相看，大家都觉得她如今是一个“能人”了。 　　

几乎是凑巧，没过两年，她的老家掀起了一场浩大的造城运动。经历了反复的说服、恐吓、群殴、威胁自焚，村里的土地终于被一个工业开发园占用，乡民们被搬迁上楼，拿到了或多或少的补偿款。那些钱却成了乡亲们新的难题。本地民风勤勉，大家自知不能坐吃山空，但想要做点小买卖，又往往不得要领。

有年轻一些的到县里去开过杂货店和录像厅，很快就铩羽而归，还染上了吃喝嫖赌的劣习。这个当口，陈金芳又回来了。她宣称自己和人在深圳那边搞项目，大家可以把钱交给她去投资，十五分的高额利息，不出几年就能翻番。

刚开始，人们将信将疑，入股的人不多，只有她姐姐和几个堂兄弟，交给陈金芳的钱也很有限。但不出半年，返回来的“分红”就让越来越多的人动了心。又有人到陈金芳在深圳的公司去打探过，传回来的信息是她真成了大老板，办公室比镇长的还要大。

“那时候哪知道她是非法集资……现在又被警察定性成诈骗。”陈金芳她姐痴愣愣地陈述道，“她给我们的分红都是拿自己那份拆迁款垫付的，办公室也是临时租的。”接下来，村里人争先恐后地到陈金芳那儿去“入股”，连村干部都加入了进来。有个民办教师还要求陈金芳把自己的儿子招进公司里，“学着做点事”———这么做，当然是有监视她的成分在里面。有文化的人心眼儿是要多一些。但一个刚从大专毕业的愣头青又怎么是陈金芳的对手？没过两个月，这个叫胡马尼的小伙子就被她收拢了过去，成了她的同伙兼新一任姘头。 　　

陈金芳带着胡马尼，又在广东晃荡了两年。他们过得花天酒地，用乡亲们的钱投资过工厂，也炒过股票，但始终没有折腾出大名堂来，还被更“聪明”的人骗了不少。寄回村里的红利不能减少，募集来的本金则日益捉襟见肘。眼看着就要走到绝路，陈金芳决定最后一搏。她改了身份，离开深圳来到北京，一心开拓更“高端”的人脉，做些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在此之后，她的生活就是我亲眼见证的了。她混进了天花乱坠的艺术圈子，又搭上了b哥那样的专业投机客，貌似有了逆转局面的机会，但最终彻底崩盘。 　　

陈金芳把事情“搞砸了”以后，胡马尼突然悔恨万分，正义感也冒了出来。在藏身的筒子楼里，他代表全村人民怒斥了这个女骗子，将陈金芳推到沙发上，狠狠地揍了她一顿，然后就浪子回头地回村报信去了。 　　

陈金芳她姐把话说完，便站起来走到病房门外，透过窗子呆滞地往里望着。因为身量矮，她需要轮番踮起脚尖，重心一会儿压在左脚上，一会儿压在右脚上，好像在跳芭蕾舞。我不知道陈金芳是否也在从里面看着她。又过了一会儿，警察就来了。两个老家市局的，一个北京派出所的协办人员。医院的人出示文件，说明情况，一个老警察对许福龙吆喝了一声。然后，陈金芳的姐姐姐夫便走进去，把陈金芳的移动病床推出来，走到走廊门口。那里停着一辆外地牌照的依维柯警车，还放了一副担架。 　　

陈金芳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我意识到告别的时刻到来了，便默默地走了过去，从上往下看着她。陈金芳眯着眼，仿佛被太阳晃到了。 　　

我局促了一下，说：“再见。” 　　

“再见。”她的声音出人意料地清脆，还有种一切都安顿好了的踏实的感觉。 　　

这样的道别倒也平和，甚至还称得上有几分洒脱。然而被抬进依维柯的后备厢时，陈金芳突然欠起身来，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这话让我震颤了一下，连车子开走都没有意识到。

等我醒过神来，眼前已经空无一人。我的灵魂仿佛出窍，越升越高，透过重重雾霾俯瞰着我出生、长大、长年混迹的城市。这座城里，我看到无数豪杰归于落寞，也看到无数作女变成怨妇。我看到美梦惊醒，也看到青春老去。人们焕发出来的能量无穷无尽，在半空中盘旋，合奏成周而复始的乐章。 　　

（全文完）

原载《十月》年第3期 　　

本文选自网上，如有侵权麻烦您联系编辑删除

不当你的世界只作你的肩膀

○

短篇小说选刊

○

请留下你指尖的温度

让太阳拥抱你

记得这是一个有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