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上）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陶礼天

陶礼天，男，安徽省天长市人，文学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代表论文主要有：《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从山水到美人的艺术变奏——略论佛学与南朝诗风的演进关系》《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刘勰“江山之助”论与文学地理学——〈楚辞〉景观美学研究》等。

华夏文化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国土上发育生长的过程中，其整体风貌、精神气质就明显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上的南北之分、地域之别，更为历代谈艺者所常言。长城饮马，河梁携手，乃北人之气概；江南草长、洞庭始波，为南人之情怀。北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气；南具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观。所谓“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1]从文学地理学的观点看，我国迄今有关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是丰富而又深刻的，然而其观点纷纭芜杂，不鲜扞格难通之言。笔者以为其重要原因，似在于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造成一些任意解说之倾向的存在。文学地理学的有关思想，确实渊远流长，东、西方都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不过它的正式“命名”、产生，是在本世纪的四、五十年代，而我国至今尚未能建立这门学科[2]。只有弄清其学科性质及其理论构架，才有可能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基于这种想法，下面拟从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社会学的交叉角度入手，谈谈有关问题，并就其理论建构，略作初步探讨。

一、从人文地理学门外谈起

要想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进行理论界定，不得不先从人文地理学（Humangeography）与文化地理学（Culturalgeography）谈起。人文地理学又称人生地理学，它“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人文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面的人类活动或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的现象的分布与变化。”[3]人地关系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前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异常丰富，对人地关系的探讨也甚多。早在《周易》中，就提出过“文明以止，人文也”的观念，并还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等观点[4]。归纳起来，我国古代主要有三大类型的人地观念：一是偏向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如《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5]二是从生产方式着眼，强调自然条件与人类生存的相互关系。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论“邹鲁文化区”云：“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6]具有历史眼光和辩证思想。三是强调人类的能动性、“人和”意义及改造作用。如《孟子·公孙丑下》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7]的观点。《荀子·天论》认为天人虽然相关，但人类更要能明乎“天人之分”，因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人类可以“制天命而用之”[8]。到中唐的刘禹锡，在其《天论》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为“天人交相胜”的思想，认为“万物之所以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尔。”[9]其实，研治学术主张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谈人生理想，追究天人合一的终极价值；论文学艺术，重视南北文化地域的分野与调合；立生民大计，虑及地理与人和的互动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

人地观不仅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要讨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问题的理论前提。所谓人地关系（Man-landrelationship），其“人”是指社会性的人，其“地”是指空间上存在着地域差异的（自然的）地理环境，它包括在人类作用之下已经改变了的即经济、文化、社会构成与作用下的（人化的）地理环境。[10]人地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不仅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文学等必须探讨的对象。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避免“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发掘出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学“特质”的内在原因。从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看，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11]。

文化，广义地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因素的分布结构、形成条件，以及文化景观、文化生态的地域特征、演化发展等内容。其分支学科主要包括文化生态地理学、文化景观地理学、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风俗地理学、建筑地理学、文学地理学及艺术地理学等。美国当代地理学者罗伯特·霍夫帕尔，在《美国的文化地理学》一文（中文提要）中，从三个文面分析了文化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与其它子学科的不同。首先，他认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泛，并无完全明确划一的研究对象，只是从特殊的角度看世界，并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倾向和成果；其次，与人文地理学其它分支相比，文化地理学更强调“地表”所发生的文化差异；再次，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中心是人地关系。他认为可以这样下个定义，即“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一个分支，它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差异对这个关系的影响。”[12]美国另一当代人文地理学者H.J.德伯里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文化景观、文化发源地及文化传播三大方面内容，而“文化区域的鉴别、定义和分析，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13]可见，不管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多么“芜杂”，研究的范围多么广泛，但从人地关系这一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出发，它致力研究的是文化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它不是讨论一般人地关系的原理，而是专门讨论人类文化与区域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其范围既是宽泛的也是相对狭窄的，其广延度既是确定的又是界限模糊的。文化从狭义的角度说，主要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组织机制等内容，文学艺术是与政治、哲学、宗教等并列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作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之一的文学地理学，它的对象较为明确，范围也有边界可寻。

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文学地理学虽然也要探讨文学与文化地域的关系，涉及众多的如文化丛、文化圈、文化区等文化学问题[14]，也还涉及到区域地理学的文化景观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但它的对象是文学而不是其它，它致力研究的是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以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成因，所要确立与品鉴的是文学不同地域的“空间风格”特征，并进而探讨这种地域的“空间风格”向超地域的“时间风格”之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15]。换句话说，它不仅要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直接的“自然”关系，而且还要探讨文学的地域风格、风土质性、景观特征，及其日益腾离原生的地理空间而走向艺术自律化的过程。与文化地理学其它有关分支学科相比，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更为显著，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而其它文化形态如政治体制的建立与政治观念的产生，虽然最初必然与一定的地域环境、自然条件以及生产方式相联系，受到特定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社会发展自有它本身的客观规律。比如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种社会政治体制的演变，东方西方，发展攸同，并不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的多大影响。那种把地理的自然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如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炎热地区的人民几乎总是因怯懦而沦为奴隶，寒冷地区的人民则因勇敢而享有自由。对此丝毫不必感到惊诧，这种效应来自自然原因。”[16]这种思想的谬误性自是不待证明的，从中也能使我们认识到把地理环境与政治、法律等社会意识形态仅以因果关系联系一起，必会犯机械主义的错误。其实，从文化传统看，中国古代并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环境决定论”的思想，正如上文曾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最为重视天人合一的。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学与政治、法律、哲学等其它意识形态相等同，撇开作家受到地域文化的濡养、山川之美的陶冶不论，文学是要描写自然美的，注重形象和情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作品的意境，也是文化地理景观的独特反映。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如中国古代的山水诗就偏向于自然景观的表现，而怀古、咏史之作，多少表现了人文景观、历史景观的内容。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17]文学的媒体——语言也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即方言性质，词汇运用、语言音韵均有地域的差别。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云：

夫声律之始，本乎声音。发喉引声，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征，羽商角响高，宫羽声下，高下既区，清浊旋别。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则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则析分南北二种。[18]

接着刘师培又指出“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19]比如《楚辞》就采用了大量的楚地方言词汇，所谓楚音、楚语，从而形成了《楚辞》独特的艺术特色。另外，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词，讲究典故的运用，而“典故意象”往往是深深积淀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土壤之中的。联系这些文学的特质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文学的地域分野要比哲学、宗教等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与文化地域的关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直接相关性。对南北朝的文学，我们一般赞同唐初史学家魏征、李延寿及李百药等人所谓北重“气质”而南贵“清绮”的品评[20]，气质与清绮正是对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的地域风格的一种抽象概括。而政治、哲学、宗教等，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一统意识下，它们往往要求整齐划一，而且它们与地理的关系，需要通过许多中介过程才能发现二者之间的某些联系。不过反过来说，正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中国的哲学、宗教等，在致思途径、宇宙观念、终极价值等一系列问题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南北差异。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子学不同论》云：

东周以降，学术日昌，然南北学者立术各殊，（南方学派起于长江附近者也；北方学派则起于黄河附近者也。）以江河为界划，而学术所被复以山国泽国为区分。（山国泽国四字见《周礼·掌节》）山国之地，地土浇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21]

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哲学思想，在先秦时期存有南“道”北“儒”的对立（当然这里的“南北”概念也是“历史的”、相对而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研究上有着南究义理而北重考述的不同，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2]佛教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炽盛，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步步走向中国化的道路，受到南北文化地域不同学术传统的影响[23]，北方重乎渐修，南方贵乎顿悟，禅宗于唐代正式创立后，遂有南宗禅与北宗禅之派别，“南顿北渐”的特色就更为明显。中国古代佛教地理学方面的思想，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批评观念影响甚大。不过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同中国文学地理学一样，中国佛教地理学的研究，迄今也基本处在起步阶段，亟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它是属于国别和部门宗教地理学的分支，“宗教地理学是研究宗教与地域空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它介于宗教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以探讨宗教与地域二者的相互依赖性为主。[24]从中国哲学、佛教的南北差异来看，它们明显不同于文学，与地域的自然环境的关系微，而与其它文化中介意识系统的关系著。因而如要研究中国宗教地理学的话，其核心内容，就应该是以哲学、宗教思想在不同文化地域中的思想传统与思想演变以及教派宗风特色等方面的问题为核心，其主要考虑的是与地域的文化渊源、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相关性，而与文化地理学中的景观、生态等方面的内容就可以很少涉及了。不过，文化生态是宗教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自然景观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密切相关，而且“地貌特色在宗教中的反映与折射”现象，也是宗教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25]，只是它不像文学地理学那样，还把地理景观作为一个直接的重要的研究对象来看待，这是文学本身的独特性所规定的。

文学地理学的归属性，又可作为美学的分支艺术社会学来看。仅仅着眼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来立论还不够，尚还是一种“单因论”（就地理环境相对于社会现实而言）[26]，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其发生发展是异常复杂的，把文学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就必须把它与政治、哲学、宗教等最为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自然又直接与特定文化地域中的政治、哲学、宗教等思想传统、学术思想相互贯通。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具有不同文化地域特色的政治、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视为居于文学与地理之间的中介系统，因而文学地理学的属性，自然也可归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艺术社会学“就是联系艺术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研究艺术品的形态、特征、风格变化、功能价值和意义的学科。”[27]它研究的重点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艺术与特定的审美态度、审美理想等因素的关系上。文学地理学也要研究文学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也要研究其审美态度与审美理想。如《诗经》和《楚辞》，可以作为先秦时期中国南北文学的两大代表，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就是联系当时南北的政治、道德、学术思想等方面，来对这南北两大代表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王国维认为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以分为北方派与南方派，北方派是帝王派、近古学派、贵族派、入世派、热情派、国家派，其学说大成于孔子与墨子；南方派是非帝王派、远古学派、平民派、遁世派、冷性派、个人派、其学说大成于老子与庄子，并由此分析了《诗经》与《楚辞》种种有趣的南北差异现象[28]。其中许多观点，如说北方为情感派而南方为冷性派等等，并不科学，笔者也实难苟同。但该文以全面观照中国南北文化分野的眼光，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学，给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以很多的启示，这也说明了文学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的一致性。从这种一致性着眼，要求我们更为深入地考察文学与文化之地域关系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然而文学地理学又非艺术社会学所能完全包融的，作为一门学科，它有它的独特性。要而言之，这种独特性就在于它不仅要从整体上研究文学“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更要致力探讨不同文化地域中其独特的文学地域风格、风土质性、审美特征及其艺术精神的流变等课题。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可给“文学地理学”下这样一个简明的定义，即它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文学”主要是指地域的文学，即在特定文化地域、具有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中所产生的文学；所说的“地理”也主要是人文地理，即偏向于人化的自然方面。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所谓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人地关系角度综合论之，文学地理学研究内容又可衍生为五大层面的关系：一是地理环境与地域的文学发生发展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文学与地理的直接相关性出发，来探讨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及其地域风格的成因；二是作家的地理空间分布结构与超地域的流动变迁及其与文学创作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审美主体角度来探讨文学的地域特征，并进而对文学地域性的超空间（超地域）的时间风格和超时间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相互演化的规律作出研究；三是文化地理的景观与文学原型意象、境界构成及其审美心理积淀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审美客体和文本构成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文学地域性的空间风格与时间风格的特征及其在现时性与历时性过程中的发展过程；四是地域的文化风尚与文学的地域风格之间的相互关系；五是文化地域的思想文化传统与独特的审美人格、审美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最后的两大方面的关系来讲，它要求把形成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的文化中介因素纳入研究的范围，并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综合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文学地理的空间的与时间的风格。就平行结构而言，上述的文学与地理之间的文化中介因素，主要指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以及其它艺术学科如中国的书画艺术等等方面的内容。

总之，以上三大关系五大层面的内容，就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的核心内容；具体对这三大关系五大层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归纳，也就成为文学地理学逻辑建构的过程。当然，这不过是我目前的一点粗浅的想法，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1]按：“长城饮马”云云及引文，见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据笔者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思想发端于先秦时期，但“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在中国盖最早是由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才明确提出的。他说：“大抵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文学地理”之“文学”，具有广泛意义的传统概念，包含一切文化学术，所论大体与稍后刘师培于年发表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其中包括“南北文学不同论”）所包含的内容相若。引据《饮冰室合集》第2册之《饮冰室文集》之十，第86页，中华书局影印，。又按：引文标点符号为笔者据今天新式标点加，其它类此者，下同。又，凡引用文献，对其少见的古今异体字词，直接改为通行字词。

[2]按：笔者说“文学地理学”的命名和产生是在“本世纪（即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的依据问题。据初步考查，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创立，实际主要产生于法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据法国罗贝尔·埃斯卡皮初版于年的《文学社会学》所谓“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等有关论述和介绍，知道年A．迪布依出版《法国文学地理学》，年A．费雷出版《文学地理学》。所以说，“文学地理学”的正式命名、产生，是在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至于说“我国至今尚未能建立这门学科”，是笔者于年完成本书初稿时的情况，其后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已渐成显学，迄今已有多部专著问世。

[3]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引论》，见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第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4]引见《周易》之《贲卦》彖辞和《系辞上》，《周易正义》第—页，第页，本文修订均据《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引论》还说：“《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古代九州岛的地理环境以及方域、土壤、物产田赋、交通等情况，可称为一部带有方志雏形的地理著作。”第3页，同上。按：《尚书·禹贡》篇，可参《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尚书正义》卷第6，同上。又，早在年，王庸《中国地理学史》最后一章《近代地理学之进步》最后一节《人文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就明确说明：“所谓人文地理学，应建立于人地关系之观点上。”第页，商务印书馆影印年《中国文化史丛书》本，。

[5]其下文续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正义》第—页，《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同上。按：参见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部分对“俗”和“风”概念的训释及对上引《王制》这段话的分析。引据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证》第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6]司马迁《史记》之《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第页，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按：本书修订，凡引用二十四史文献均统一据此本校核。

[7]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注疏》卷第4《公孙丑章句下》，第—页，《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同上。按：孟子说的地利不仅指自然环境的封疆之界、山溪之险，还包括人为的工事、城池等。

[8]荀子《天论》所谓“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1，第页，第—页，《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

[9]见（唐）《刘禹锡集》卷5《天论》（上），第67—69页，卞孝萱校订，中华书局，

[10]引述李振泉《人地关系论》一文，见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第37页，同上。

[11]按：边缘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较为流行的学科概念，今天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是用“跨学科”代替“边缘学科”的概念。

[12]RobertHoffpauir：CulturalgeographyintheUnitedStates.引据《中美人文地理学研究讨论会文集》第页，科学出版社，。

[13]引见《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中译本，王民等译，第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4]文化丛、文化圈、文化区等概念，可参考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第九章，该章讨论“文化的时间、空间系统”，第—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15]“空间风格”和“时间风格”这两大理论范畴，见于日本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之“美术地理学”（Artgeography）条，其云：美术地理学其中要研究的课题领域，“其一是探求相同地区艺术作品相互间的地理风土本质和特性，确立区别于超空间的（超地域的）‘时间风格’和超时间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参见中译本第页，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笔者借用来论析地域文学的“空间风格”和“时间风格”，作为文学地理学建构的基本理论范畴。

[16]引见《论法的精神》中译本上册第页，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上述引文之前，孟德斯鸠还说“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并加注说：“中国书籍对此多有讲述。见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第页。”这是否可以说明中国古代有关南北地理自然环境论、南北方人异同论对孟德斯鸠建立他的学说也有一定影响呢？值得考查，按：本文初版引文：“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根据学术界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此译文有一定问题，故此处更换。现在还有不少学者撰文认为把孟德斯鸠视为“环境决定论”者并不准确。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反对简单地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完全等同于“环境决定论”的代表著作而不去客观地科学全面地理解其主旨，因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不都是绝对的“决定论”、“单因论”。

[17]（汉）班固《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卷28下《地理志下》，引见第页，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班固原是要诠释“风俗”之故：“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18]引见《刘师培论学论政》第65页，同上。又，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选入《中国近代文论选》，第页，郭绍虞、罗根泽先生主编，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先生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仍然是迄今最好的中国近代文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最佳的近代文论选本，也成为中国不少大学文科选用的教材，出版以后即产生广泛影响，本文亦加参考。

[19]《刘师培论学论政》，第66页，同上。

[20]参见（唐）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第页，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有相同论述，第页，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第—页）和令德狐棻等《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第—页）有类似观念。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

[21]《刘师培论学论政》，第41页，同上。

[22]《隋书·儒林传序》第页，同上。

[23]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云：“六朝、唐间，佛学掩袭一世，佛学之空，与儒学之实，立于反对之两极端者也。然佛学之中，流派自异，象教宏兴，肇始姚秦。秦，北地也。鸠摩（罗什）、三叉（实难）首事翻译，自兹以往，文字盛行。至南方缁徒，学博不及北派，而理解或过之。谢灵运云：‘诸公天生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盖南人自负之言也。隋唐之际，宗风极盛，天台（智顗、章安等）、法相（玄奘、窥基等）、华严（杜顺、贤首、宗密等）三宗，号称教下三家，皆起于北，陈义闳深，说法博辩，而修证之法，一务实践；疏释之书，动辄汗牛，其学统与北朝经生颇相近似。惟禅宗独起于南，号称教外别传，达摩入中国，首为梁武所皈依；黄梅（禅宗五祖弘忍）、大鉴（禅宗六祖慧能），开山吴越，专凭悟证，不依文字，盖与老庄、陆王颇符契焉。同一佛学，而宗派之差别若是，亦未始非地理之影响使然也。”《饮冰室文集》之十，第85—86页，同上。

[24]卓新平《西方宗教研究导引》第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5]卓新平《西方宗教研究导引》，第页，同上。

[26]我们不否认“地理环境论”的科学性，但这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矛盾论》，人民出版社，）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其思想发生也很复杂，在孟德斯鸠的时代，西方这一理论无疑具有殖民主义、帝国霸权主义的历史背景，许多西方学者撰写的文化地理学著作对此也不讳言。当然文学地理学要以文学为本位，要从文学出发。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在研究文学与地理问题时，防止陷入“社会生物主义”的理论泥沼。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角度思考，认为文学地理学应定位在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对于作家的地理空间分布和“地理（地域）出身”问题的研究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科学性的，但不能因而过分强调“人学”（作家研究）分析中“生物”学意义而忽略其“社会”学意义，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存在物，产生活动、社会实践成为人的各种基本的种属特征如理性、语言、文化以至社会属性的基础；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人”的生物性和生存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因为人并不是抽象的、独立自在的个人，而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参见（前苏）阿·穆·卡里姆斯基博士《社会生物主义》第29—30页，徐若木、徐秀华译，东方出版社，。真理不是时尚，也不会过时。

[27]滕守尧《艺术社会描述》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又见其修订本第23页，以下引文均可参据此本，南京出版社，。按：滕守尧在本书多处论及地理环境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梳理了西方有关研究历程，特别是在第二章讨论“艺术社会学的历史与主要问题”中，对西方地理环境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研究作了简要回顾，并讨论了艺术与自然、经济、文化心理结构、宗教关系等问题，其中在研究“艺术与自然”关系的一节中，对泰纳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按：“艺术”的宽泛概念，包括“文学”，但不少学者实际是把文学社会学等同于艺术社会学或文艺社会学，国内外学者研究也有所差异。参考：刘崇顺、王铁、马秋枫合著《文艺社会学概说》，文化艺术出版社，；（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遍，学林出版社，。（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26页及注文，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又，参考金克木《文艺学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载《读书》杂志年第4期，该文已收入其论文集《探古新痕》，上海古籍出版社，。

[28]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见刘刚强编《王国维美论文选》第—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今亦并参考《王国维文集》（全四卷），姚淦铭、王燕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屈子文学之精神》收录于《王国维文集》第一卷（册）第30—33页。又按：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等论文，收入舒芜等先生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第页，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