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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书记家当保姆

文︱安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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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望过去，刘红苕家的房子就像新衣裳上的补丁那般刺目。一条巷道，两排房舍，都是红红的砖墙，惟独他家还是不知哪年哪月垒的土墙。土墙无精打采，一副颓废模样：这儿一个豁口，那儿一道撞痕，蚂蚁在墙顶蚀出一个个针眼般的小洞，屎壳郎在墙根拱出一团团的虚土。就连墙脊上的几株野草，都瘦瘦弱弱，病病恹恹，宛若秃子头上飘零的毛发。

对这道墙最有意见的人是村长刘大嘴。大嘴和红苕是同龄人，上小学时，他们同坐一张课桌。一眨眼，两个人，你半辈子过去了，我半辈子也过去了。曾经的半斤八两，而今各自的日子却是天上地下。大嘴就住在红苕家的对面，门斜对着门。大嘴家的房子，称得上这个村里最为宏大的建筑。仿佛要故意反衬红苕房舍的寒碜，仿佛执意要把红苕的女人活活气死，就在去年，大嘴在三层楼的基础上，又朝上加盖了一层。房子砌好，又进行了装修，瓷砖格外醒目，玻璃熠熠闪耀。房子是人的脸面，有了这栋高楼壮胆，抱着大嘴村长的粗腿，大嘴的老婆豆角的呼吸都要比旁人粗壮许多。豆角长了一副茄子脸，眼睛眯眯着，但那个门牙外翘的蛤蟆嘴，却一刻也闲不住。一大早，大嘴家的大门就敞开着，豆角野鸭怪叫一般的嘎嘎笑声，越过红苕家的土墙，钻入红苕女人辣子的耳孔。辣子一听见那嘎嘎声，脑袋里就宛若有一颗手榴弹在吱吱冒烟，即将爆炸。她头疼，头疼欲裂。她恨不能如一股旋风，跑出去往豆角的口里塞一根粗萝卜，堵住豆角的喉眼。但人穷了，腿就发软，辣子惟一能做的，就是缩在自家的院子里，把冲天的怨气喷洒在自己的男人身上。当豆角向众人夸耀自己的男人大嘴之时，辣子就指着红苕的鼻子大骂，她骂红苕亏了八辈子先人，骂红苕是个软蛋，肩膀上扛的不是头而是猪尿泡，骂红苕能日鬼却不能日人，一日一个两腿间空空如也的女娃，一日一个两腿间空空如也的女娃。

豆角过去不怎么爱言语，那张茄子脸，比秤锤还要冷硬。可自从大嘴当了村长之后，她就变了。她走入走出，唾沫星泛滥得足以让其他人遭受水灾。她所说的话，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夸耀自己比村里任何一个人都活得滋润。她夸自己地里的庄稼，一棵玉米杆上别着四个棒棒，一根藤蔓上能结出十六个南瓜。她夸自己家喂养的那头猪，不但蜂螫了一般地猛长，而且懂音乐，录音机里一放歌曲，猪就摇头晃脑。她夸自己的孩子，老大教书，娶了个媳妇也教书；老二当工人，娶了个媳妇也当工人。她夸自己的丈夫多能干，和县长握过手，和乡长喝过酒，去南方参观坐飞机竟然不知道飞机上有厕所，憋得尿湿了几重裤子。她夸自己脖子上的金项链如何如何昂贵——金项链很神奇，它竟然治好了她腰痛的毛病。

红苕和大嘴之间的裂痕，倒不是来源于豆角的自我吹嘘，根子在于红苕的女人辣子生不出男孩。红苕和辣子要不到男孩誓不罢休，他们东躲西藏，但生出孩子掰开腿一看，两人却都禁不住涕泪涟涟。哎呀呀，妈呀爹呀，婆呀爷呀，母牛公驴呀，老虎豹子呀，哎呀呀，哎呀呀，怎么又是裆里缺一疙瘩肉的烂货？辣子生出第四个女孩酸枣之后，被乡上的人捆住手脚，扔上一辆工具车，拉到妇幼保健院，强行动了绝育手术。四个女孩，已严重违反了计生政策。于是他们年年都要忍受高额罚款。盖不起房，当然与持续交纳罚款有关。在红苕一家遭受痛苦之际，作为村长的大嘴，如果能袖手旁观，红苕都谢天谢地了。可他倒好，帮着乡上的人捆绑辣子，帮着乡上的人把红苕囤里的粮食装去，帮着乡上的人把红苕家惟一值钱的耕牛拉走，红苕能不恨他吗？

红苕一家紧关大门紧绷脸，他们对大嘴一家人不理不踩。久而久之，两家人心里都起了疙瘩，大嘴也不搭理红苕了。村里人的嗅觉都很灵敏，他们一看村长都不理睬红苕了，谁还敢和红苕接近？毕竟，这个村里的地头蛇就是村长。办个庄基呀，申请个低保呀，发放退耕还林款呀，甚至年轻人领个结婚证开个介绍信等等，哪一样事情不在村长的手里拽着？村长让谁蹲着尿尿，谁绝对不敢站着扫射。村里许多妇女像上班一样，天天准时跑到村长家里，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聆听豆角吹牛。并不是豆角的声音多么悦耳，也并不是她们已成了豆角死心塌地的粉丝，而是因为她们充当豆角的忠实观众能捞到种种好处——不是吗？听众中的名叫饼子的女人，她的儿子因大嘴的举荐，到派出所当了协警；一位名叫包子的女人，她的丈夫成了村里学校的门卫；一位叫丝绸的女人和一位叫顶针的女人，她们家在村里算不上穷，但却都享受上了低保。相反，辣子听见豆角的声音就插门关，她那么穷，却什么油水都蹭不上。

大嘴之所以看见红苕的那道破墙就生气，在于这道破墙就像人脸面上的一道疤痕。村庄这张好端端的脸，会因这个大煞风景的疤痕而褪色。村里是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村，已受到县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