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大约要花多少钱 http://news.39.net/bjzkhbzy/161231/5188236.html第一任延安县保卫局长杨逢良的悲壮人生文‖牛文瑞说起杨逢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却是一个为中国革命做出过突出贡献、并最终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革命烈士。
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5月9日，杨逢良（杨风梁、杨凤良）同志出生在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杨兴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年，横山一带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地主依然对农民进行盘剥，各种苛捐杂税照样收。许多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杨逢良痛恨这人间的不公，他组织当地农民进行抗粮、抗款、抗债等活动。国民党横山县政府给杨逢良捏造了煽动农民闹事，企图推翻政府的罪名，准备秘密逮捕他。中共陕北特委得知这一情报后，迅速派人，要求杨逢良及其家属离开横山，以防不测。杨逢良带着父母和妻儿，远离故乡，来到了人烟稀少的肤施县乌阳川（五羊川）黄屯村（今延安市宝塔区元龙寺乡黄屯村）。国民党横山县政府仍不甘心，还向各地发出了通缉令。
年，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和甘肃广大农村组织农民闹革命。年，杨逢良参与了肤施白玉德等人组织的抗粮、抗草、抗税斗争，并积极寻找我地下党组织。年6月，中共陕北特委派李向海等同志来到牡丹川一带秘密活动，终于找到了杨逢良，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在他们的启发和教育下，杨逢良逐渐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人才有好日子过。同年8月，中共肤施游击队在南川松树岭（今宝塔区松树林）老虎沟成立，杨逢良同志担任了游击队第一组组长。随后在陕北特委秘密交通员杜云山的介绍下，杨逢良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杨逢良同志工作更加积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递信件，护送干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政策，并在姚店、甘谷驿一带秘密发展党员。年3月，中共延安县特支委员会派杨逢良和史海升在乌阳川陈屯村举办农民学习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力量。4月底，杨逢良同志组织乌阳川近百余户穷人，在姚店参加了打富济贫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地富劣绅的反动气焰，鼓舞了百姓同剥削阶级作斗争的信心。同时，在乌阳川成立了农会、抗款军、赤卫军，参与组建了延安游击队，并担任了游击队队长职务。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在群众的协助下，多次巧妙地打击了丰富川孙玉文民团、川口的曹廷俊民团、盐店子的李汉华民团、南三十里铺贺志春民团和甘谷驿的赵老五民团，消灭了团匪，为民除了害。
担任第一任延安县保卫局长
年5月，延安县革命委员会在梁村乡刘小沟成立，同年7月改为延安县苏维埃政府，并在青化砭镇石棉羊沟召开了成立大会，随后迁到该镇兴化寺办公。与此同时，成立了延安县保卫局，杨逢良同志被任命为保卫局局长。当时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红色政权不受侵犯，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维护社会秩序，配合党的土地革命中心任务，广泛展开扩红（征兵）运动和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军队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严惩罪犯，伸张正义。
年6月，为了加强安塞、延安、肤施、甘泉、瓦窑堡之间的革命武装的联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安塞、延安、安定三县之间建立一个红军兵站，命令延安县筹建完成。中共延安县委和延安县政府把任务交给了保卫局和军事部。延安县保卫局长杨逢良和军事部长史海升根据何世明同志的建议，把兵站选在了蟠龙的榆树峁村。在该村党小组长韩信的帮助下，杨逢良和何世明同志亲自给群众做思想教育工作，动员群众为红军兵站腾让窑洞，村民张玉成、高金玉、王宏元、李俊仁等率先响应，很快就筹够了窑洞。兵站成立后，由刘志丹的红6军管理，站长由一位姓张的老红军担任。这个兵站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杨逢良同志和何世明同志功不可没。这里不仅接待过红军，转运过红军伤病员，还接待过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年11月，富县直罗镇战役后，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从富县启程，绕开国民军占领的区域，经甘泉、安塞等地，走小路到达榆树峁兵站。由于天气原因，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这里住了好几天，然后去的安定瓦窑堡。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敌强我弱，社会上敌视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情报机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推翻新政权的活动。为了发展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为了更多的穷人翻身得解放，杨逢良同志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经常装扮成农民或商人独身进入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延安城内，为我党地下秘密交通站（老字号“万胜”店、“天德元”店）传递情报，并侦察敌情，张贴传单标语。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保卫局等机关驻扎地点经常转移，有时一天要转移几个地方，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是常事。杨逢良同志虽然担任要职，但他和普通战士一样，满年四季睡觉衣不离身，枪不离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理性处置突发事件
年9月初，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5军从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到达陕北。延安县根据上级指示广泛开展慰劳红5军的活动。在慰劳活动中，杨逢良积极带头，把家里仅有的四只大山羊和斗黄米送到红5军驻地。他的行为，受到县委书记李向海（代号海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靳尚兴（代号木匠）的表扬，杨逢良同志还被评为全县“劳军模范”。
年9月下旬，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朱理智、聂洪钧、戴季英等人，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秘密开展所谓的“肃反”运动。他们把陕甘边红军营级以上、地方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全部列入“肃反”对象，并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土匪”、“白军军官”、“右派”等帽子。强加给他们“与国民党军队有勾结”、“和国民党地方民团有来往”、“逃跑主义”、“富农路线”等罪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策、郭宝珊、杨琪、杨森等一大批西北党政军领导和部分地方赤卫军、红枪会负责人，以及一些从山西、西安等地投身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杀害。陕甘边和陕北境内的错误“肃反”，使当时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这块西北革命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急。它不仅造成陕甘边、陕北党政机关瘫痪，军队混乱，人心恐慌，还导致了陕北红军和老百姓对南方执行“肃反”部队的强烈不满和愤恨。当时不少人认为红5军是白军、保卫局是“国民党的便衣队”。人们互相串联，研究对策，不少地方军民已包围了执行“肃反”的队伍和其他人员，内战一触即发。
当延安的军民得知原延安县委书记李馥华、延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靳尚兴、副主席常久云（代号黑牛）、县委组织部部长田丰年（代号热火朝天）、宣传部部长辛家齐、县游击队队长邵凤麟等人被逮捕，县委书记李向海率领的延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慰问团在瓦窑堡慰问红5军“失踪”的消息后，一些人再也控制不住感情，延安县赤卫军大队长史海升、政委钟义军率领80余名队员与驻青化砭的陕北红军一个连（连长张二奎）取得联系后，全副武装赶赴瓦窑堡，要与“南蛮子”（指参与肃反者）拼命。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杨逢良同志获知了此消息，凭着高度的政治警觉，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不顾个人安危，果断决定制止这次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内战”。他迅速与县军事部部长何世明（代号李光）取得联系，并找到了县苏维埃政府秘书卜吉甫同志，3人骑马飞速追赶这批人，在玉皇庙三岔路口处截住了他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口婆心劝说，终于使这些情绪冲动者返回原地。从而避免了我方内部的互相残杀，使革命免遭了一次新的挫折和重大损失。许多人在事后谈起这件事，纷纷感慨杨逢良同志高度的政治警觉，在关键时刻为陕北红军与南方红军的团结，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毛主席了解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李维汉、贾拓夫、王首道等同志立即赶赴瓦窑堡处理此事。年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多人。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为刘志丹等同志召开了平反大会，并为这些同志安排了工作。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革命时期。
爱憎分明，鞠躬尽瘁
年冬，杨逢良同志因劳累过度，在青化砭镇曹咀村病倒。当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娘听说杨逢良有病，做了一盆热气腾腾的鸡汤面让他补身子。他嘴上说吃，可等老大娘离去，他立即命令通讯员把饭送给其他伤员。几天后，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一人去驻地看望伤员，当他发现一个战士睡在仓窑土炕上冷得发抖呻吟时，便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盖在伤员身上，并吩咐卫生员要精心照料。卫生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对自己的同志，杨逢良充满了爱；而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却怀有刻骨的仇恨。当时，县保卫局关押着不少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有一次，县政府在冯庄驻扎，延安的国民党驻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围剿县政府机关，县保卫局和游击队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杨逢良同志当即立断，将十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就地处决，把一般刑事犯罪、确有悔改表现的人予以释放。他集中兵力掩护县政府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突出重围，向安全地带转移，使我方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年7月6日，埃德加·斯诺和乔治·海德姆（马海德）来到延安，党组织命令杨逢良同志将他俩护送到中央驻地。第二天，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他扮成骡夫，带领两位国际友人，绕开敌人的岗哨，翻山越岭，走小路，穿稍林，住破庙，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终于把他们安全送到了安塞县真武洞镇白家坪村，使他们及时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决定从保安迁往延安。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率领有关人员亲赴延安，与杨逢良等同志就安全保卫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磋商研究，并实地察看了入城路线和中央驻地，部署了安全保卫工作，为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年1月13日顺利进驻延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受到了中央的嘉奖。
为救群众壮烈牺牲
年冬，党组织调杨逢良同志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进修深造，他抓住这次机会，刻苦学习，认真实践，政治和业务水平迅速提高。
年11月0日，延安城内逢集。上午10点左右，7架日本轰炸机窜入延安上空，对延安城狂轰滥炸，街道上顿时弹石横飞，墙倒屋塌。当时，杨逢良同志正在城内棉土沟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窑洞内上课，他跑出教室看到飞机在天空上盘旋，炸弹一个接一个落下，城内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年青力壮的人陆续跑到石崖下和山洞内躲藏，而老弱病残和拖儿带女的人则在街巷内乱跑乱叫。杨逢良和其他学员不顾个人安危，迅速跑到弹石横飞的街道上指挥群众疏散。在他们的指挥下，大部分群众都转移到安全的区域。
突然，他看到50多米外的南城墙内，有一个老汉和老婆一瘸一拐地拉着一个小孩向西山（今凤凰山）艰难地走着，孩子吓得大声哭叫，老汉和老婆还各提一个大包袱，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周围爆炸，掀起一阵又一阵烟雾和尘土。情急之中，杨逢良同志一边大喊让他们趴下，一边向他们身边跑过去。就在他刚抱起小孩的当口，一颗炸弹落在了他身边。在这危急的一瞬间，他迅速卧倒将小孩护在自己的身下，轰隆一声巨响，孩子安然无恙，他却倒在了血泊中。
得知杨逢良同志受重伤的消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立即派人把杨逢良同志送到中央卫生处救治。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加之伤势过重，失血过多，杨逢良同志不幸牺牲，年仅35岁。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为杨逢良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周兴和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毛崇横等领导同志和延安县委、县政府负责人以及县保卫局的全体干警和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
全国解放后，延安县委、县政府授予杨逢良同志“模范共产党员”光荣称号，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立碑纪念，号召全县人民向他学习，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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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瑞，任职于宝塔区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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