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园艺技术的演进古代人工栽培蔬菜和果树的园艺活动可以追溯到商代。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呇”字，古文字学家认为这是“圃”字的三种不同写法之一。同时，在甲骨文中还有“囿”字，这表明园艺活动包括蔬菜和果树的种植。《诗经豳风七月》中提到：“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这说明在西周时期，园艺活动是农业生产的附属部分，菜园和农田是相互结合的。

在《论语子路》中提到了“老农”和“老圃”，“老圃”指的是专门从事园艺的老农。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工栽培或保护的蔬菜已有十五六种，包括瓜、瓠、菽、韭、葱、薤、蒜、葵、蔓菁、菱、荷、芹、笋、姜等。而人工栽培的果树则包括桃、李、梅、杏、枣、梨、桔、柚、榛、栗等十多种。古文献中也零星记载了园艺栽培技术。

首先，有了明确的地宜观点，《管子地员》对各类土壤适宜的果木作了论述，比如“五息之土”适宜生长枣；“五沃之土”适宜生长梅、杏、桃、李、棘、棠；“五位之土”适宜生长桃、枣等。《周礼考工记》指出桔不宜种于淮北，“桔逾淮而为枳”。另外，《吕氏春秋师尊》中有“治唐园，疾浸灌”的记载，表明种植蔬菜的园子需要及时灌溉。关于林业技术和人工植树造林，文献记载始见于周代。

《诗经郑风将仲子》中提到：“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这说明一般农家已在家前屋后种植经济林木。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大片的桑林、漆树林。随着植树经验的积累，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同地形、不同土壤对林木生长发育的影响，形成了初步的树木生态观念。

《管子地员》记载说：“五息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坟在衍，其阴其阳，皆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敷大，条直以长。”。此外，古人还重视森林的保护，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烧山，提出“修火宪，养山林”，制订防火措施以护养山林。古代历史上的禁伐规定是非常重要的，它强调了“斧斤以时入山林”，也就是在草木茂盛生长的时候不允许砍伐。

古代人规定了特定的时间来砍伐林木，比如《周礼秋官柞氏》规定：“夏至日，令刊（砍）阳木而火之；冬至日，令剥阴木而水之”。此外，《礼记月令》也规定孟春之月和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同时，还设立了“山虞”、“林衡”等官员负责管理林木砍伐的事务。古代畜牧业方面，养马技术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相当发达。

在家畜外形学和家畜繁殖、饲养、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甚至出现了兽医学。人们非常重视适时配种，比如《礼记月令》中就提到：“季春之月，乃合累牛腾马游牧于牧。”同时，还采取措施保护幼驹和孕畜，比如《周礼夏官校人》有“执驹”的记载，严格管理幼驹，使其不混杂于牝马之间，以保证正常生长发育。古代人们还掌握了去势术，通过“攻驹”、“攻特”等手段对雄马进行去势，以提高其经济价值。

在饲养管理技术方面，放牧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规定了放牧地和放牧时间，以保证牲畜的健康和生长。例如，《左传》中提到：“凡马，日中（春、秋分）而出，日中而入”，规定了放牧的时间和地点。古代牧地管理技术涵盖了季节性的一系列措施。举例来说，《周礼夏官牧师》中提及的“孟春焚牧”旨在“清除枯草，促进新草生长”，以确保牧地供应充足且优质的牧草供牲畜食用。

此外，《周礼夏官圉师》也记录了舍饲技术，“春除蓐，釁厩；始牧，夏庌马”，即在春季放牧之前清理马厩，确保其清洁整洁；而在夏季，则将马匹安置于凉爽的环境中。除此之外，《吴子》中对军马管理技术的总结强调了合理供水和饲料，避免饥饿或过饱；宜居环境的保温降温措施；马匹的训练培养，包括熟悉奔跑、掌握前进和停止的节奏，与人马建立亲密关系等；以及坚固完整的骑具，并在远行时谨慎使用马匹，避免过度劳累。

古代养蚕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发展。桑树栽种技术进入了人工栽培阶段，从自然状态的乔木形态过渡到了多种人工栽培形式。一些战国时期的铜器上绘制了桑树的不同修剪形态，如“宴图二十战国铜器上的桑树乐射猎采桑纹铜壶”，展示了美观且高产的乔木桑。“采桑猎钫”上展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桑树，一种是乔木桑，另一种是经过修剪的高干桑。

“采桑纹壶盖”上的图案展示了低矮桑树的形态，有人认为这种形态即为后世所谓的地桑或鲁桑。在养蚕技术方面，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出现了专用的蚕室，《礼记祭义》中提到：“古代天子和诸侯都必须设立公共桑园，蚕室建在靠近河川的地方，宫墙高三尺，外面用棘木围墙将其封闭”。其次，出现了一整套完备的蚕具设施，如蚕箔、蚕架、采桑筐等。

此外，还出现了用水进行消毒的措施，因为蚕种表面可能附有鳞片和蛾尿等污物，这些是病菌藏身之地，所以在孵化蚕种之前要“在河水中消毒蚕种”，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消毒防病。同时，人们也知道不能喂食湿润的桑叶，而是要“晾晒后再喂给蚕虫”。